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南懷瑾先生說：唐代郭子儀的立身處世，真正做到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怨天尤人的風格。郭子儀帶兵素來以寬厚著稱，對人也很忠恕。在戰場上，沉著而有謀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時，一接到命令，不顧一切，馬上行動。等到上面懷疑他，要罷免他時，也是不顧一切，馬上就回家吃老米飯。所以，屢黜屢起，國家不能沒有他。像郭子儀這樣行為，處處合于老子的“沖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經大法。無怪其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為歷史上富貴壽考四字俱全的絕少數名臣之一。

沒有人不喜歡得到機會發展自己，得到重用，施展才能，實現自己，建功立業，名利雙收，但是這種機會并不多得。所以，一個人的成功，光有能力不行，還要得時。如果不得時，努力也是沒有用的。如南先生所說，時代不屬于自己，也是沒辦法的事。所以，古人中有的有道之士，在不得時時，“潛居抱道，以待其時”，如諸葛亮臥居隆中，只到劉備三顧茅廬時，才得以施展聰明才華。一旦時機到來，則積極出動，大顯身手，一舉成功。如蛟龍，不飛則已，一飛沖天。所以，一個人的進退出處，如何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可見，對于功名，追求努力當然重要，但同樣是勉強不來，所以，審時度勢，順其自然方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古人主張邦有道則行，邦無道則隱，不遇時不消極，而是韜光養晦，以待其時，獨善其身；得遇時就積極而為，施展抱負，建功立業。而退與守之間，需要一種彈性和智慧的把握，需要一個人個性和修養的配合，所以，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進退自如，而不傷身。

郭子儀在皇上需要自己時，就積極行動，盡忠盡力；當不需要自己時，也很想得開，安分守己，不會有一點抱怨或是反抗，依然堅守中正中庸之道，總是懷著一顆積極樂觀的心，寬容大度，有長者的厚道之風，無論是能力，還是人品，都很得人信任，所以哪一個皇帝都感覺離不開他，他是真正的“不倒翁”，而且還能留下好名聲，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由此可見，他不僅是一員有勇有謀的將軍，更是一位深通人情世故，有很高的修養，善于為人處世的智者。

功名利祿，對于一個有修養，心中淡泊的人來說，可有可無，有了就做一番事業，沒有也很好，正好享受自在人生。關鍵是無論在不在位，都不要失去自我。

孟子在齊國做過一段時期的卿相后，決定離開。

同僚淳于髡問他：“重視功名，其實是為濟世安民。您身為齊國的三卿之一，上輔君王，下濟臣民，如今什么功名都沒建立，就要離開，你這做法，難道仁者的風范嗎？”

孟子回答說：“身處卑微，但卻可以拒絕服侍不肖的君主，有伯夷；五次為桀做官，五次為湯做官，力圖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的，有伊尹；不討厭惡濁的君主，不拒絕微賤的職位的，有柳下惠。這三個人行為方式不同，但目的一致——他們都是為了仁。君子只要守住仁就可以了，何必拘泥于具體如何去做呢？”

伊尹和柳下惠，都是孟子心中的賢人，但他們一個曾為殘暴無道的夏桀做官，一個并不討厭惡濁的君主，即使如此，也并沒損他們作為賢者的名聲。而伯夷呢，寧可在首陽山下采薇自食其力，也不去侍奉無道君主，求取俸祿。他們，都是無可指責的。

這樣看來，官職爵位，有時可以棄之如破鞋。去留棄取，只以保全自己的名節為根本原則。這樣，便可做到進退自如，棄取隨心，予奪不懼，去留無憂。

一般的人，在不得意時，總有牢騷抱怨，自以為懷才不遇，對他人或社會產生不滿甚至是仇恨心理，這樣，他慢慢地就偏離了正道，心理也日益變態，即使后來得到機遇，終因心胸狹隘和心理上的變態，難以成就大事。而那些有修養的人，面對失意和不遇，他能積極樂觀包容地看問題，永遠懷著熱情和希望，也從不抱怨，不會怨天尤人，心里永遠陽光著。他自己心態好，別人也看他舒服，自然他的好運也容易到來，然后他就能抓住機會，發展自己。一個人良好的心態是修養來的，所以，修養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