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荊楚吟·武漢之旅·張居正墓·“宰相之杰”

在湖北沙市西北張家臺，有座頗具規模的墳墓，墓前有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所立石碑，高3.6米，寬1.24米，上刻“明相太師太傅張文忠公之墓”。這就是被著名思想家李贄譽為“宰相之杰”的明朝治國能臣張居正墓。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少年時聰慧過人，十二歲考中秀才，十六歲考中舉人，被稱為“神童”。二十三歲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開始了政治生涯。他于隆慶元年(1567)以吏部左侍郎入內閣。第二年奏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主張。隆慶六年(1572)，張居正做了內閣首輔(宰相)。萬歷元年(1573)，神宗朱翊鈞即位，年幼，國事均由張居正主持。針對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松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張居正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

政治上，他主張“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并制定了考成法。考成法規定，六部(即吏部、戶部、兵部、刑部、禮部、工部)將一切收發文件都記載在案，并根據事情緩急、路程遠近立定期限，辦理完畢即時注銷，定期逐條檢查。依照底本再抄錄兩個別本，一送六科(即六部的監察機關)，一送內閣。內閣據此檢查六科，六科據此檢查六部。發現有超過期限未辦理注銷者，根據具體情況給予處分。各衙門及巡督州縣也都照此辦理。考成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過去的不務實事、互相推諉的現象。

張居正強調“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裁減冗員，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他反對因循茍且，獎勵官吏“急公進取”。

在處理與北方蒙古族關系的問題上，張居正一方面采取具體措施，加強同他們的政治經濟聯系;另一方面命戚繼光守薊門、李成梁鎮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了敵臺(碉堡)三千余座，使北方“邊備修飭，薊門晏然”。在二三十年中，明朝與韃靼之間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張居正執政期間，還任用杰出的治河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潘季馴筑堤塞決，使黃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漕船也可直達北京。

張居正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制度，以扭轉財政危機。萬歷六年(1578)，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勛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萬歷九年又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把原來按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丁數、田糧派役。至于攤派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或丁六田四，或田六丁四，或丁田各半，然后再與夏秋兩稅及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不論稅糧、差役一律改為征銀，差役由官府雇人充當。這種稅制的推行，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

經過一系列改革，階級矛盾暫時緩和，國家財政收支有所好轉，政府太倉藏粟曾達一千三百余萬石，國庫積銀也有六七百萬兩之多。

張居正卻因為國事“晝作夜思”而心力交瘁，萬歷十年，五十八歲的張居正病逝。

張居正的改革，遭到大官僚地主的強烈反對。張居正一死，他們便無中生有，羅織諸多罪名，抄其家產，取消其封號、謚號。張居正的兒子，或被逼上吊，或被充軍戍邊。直到天啟二年(1622)，朝廷才為張居正恢復名譽。崇禎年間，又不斷有人為張居正鳴冤，才使其徹底平反。

明代末年，人們在荊州城東門內張居正舊宅，建祠以祀。時人王啟茂有感慨頗深的《拜江陵張文忠公祠》詩：“袍像儼然故笏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定論，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事君知否，拜起猶疑拭目看。”

今荊州、沙市兩地博物館均藏有張居正絲綢畫像，大小如真人，頎身秀目，眉宇間俊氣軒昂;還藏有張居正書法手跡、清代欽版《張文忠公文集》、御賜“張文忠公之硯”等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