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生平簡介,威爾遜歷史評價,威爾遜怎么死的？

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1856—1924)，美國第28任總統，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和學者。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有博士頭銜的白宮主人，也是自南北戰爭以來第一個出生于南方和由南方推選出來的總統。他的任期幾乎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過程，在此期間，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原則和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

威爾遜1856年12月28日生于美國南部弗吉尼亞州斯湯頓城一個英國移民的家庭里。祖籍愛爾蘭，他的父親是弗吉尼亞州一個長老會教堂的牧師。威爾遜的童年是在嚴肅的宗教氣氛中度過的。

1872年威爾遜進入北卡羅來納州的戴維森學院，1875年又進普林斯頓大學。在學期間，曾在《國際評論》雜志上發表過一篇分析美國國會中委員會制度的文章。畢業后又到弗吉尼亞大學學習法律。1882年在亞特蘭大當過一年律師，接著又到巴爾的摩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繼續深造，1885年發表博士論文《國會政治》，第二年獲博士學位。他先后受過12年高等教育。威爾遜在大學時代心目中崇拜的英雄是1868—1894年間曾三度擔任過英國首相的威廉·格萊斯頓。

1886年，他開始了教學生涯，先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布林瑪爾女子學院任教，1888年又在康涅狄克州任韋斯萊揚大學教授，直到1910年離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職位，一共從事教育工作25年。

威爾遜教育生涯的鼎盛時期，是他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8年(1902—1910)。這是由于擔任普林斯頓董事的大資本家克利夫蘭·道奇和賽魯斯·麥考米克等人的推薦的結果。1902年10月25日威爾遜就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典禮，被美國輿論稱之為“美國大學歷史上群賢畢至、冠蓋云集的一次空前盛會”。參加典禮的人有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威廉斯·豪威爾斯、黑人領袖布克·華盛頓;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特別乘坐專車前來參加典禮的華爾街巨擘約翰·皮爾龐特·摩根(老摩根)。

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任內，倡導和推行了一些有影響的改革。特別是他提倡的導師制，密切了師生關系，樹立了啟發性討論的學風，獲得社會好評，并為哈佛、耶魯等著名大學所效法。在擔任校長后期，由于某些改革計劃受到阻礙，威爾遜在1910年離開普林斯頓。在民主黨新澤西州黨閥們的支持下，在競選新澤西州州長職位中獲勝。

威爾遜在兩年州長任內，對全州教育體制、公職、選舉程序、競選費用籌措、公用事業經營、市政管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對黨閥干預州政進行了抵制，因此博得了“進步派政治家”的名聲。

1912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共和黨內兩巨頭威廉·塔夫脫和西奧多·羅斯福，競爭黨內提名，互不相讓，最后宣告分裂，分別以共和黨和進步黨候選人身份參加競選。民主黨利用這一有利形勢，決心從共和黨手中奪回已經16年未能問津的總統職位。精神世界保守、但卻有進步名聲的威爾遜州長，被民主黨全國機構及其后臺——以摩根公司為首的紐約金融集團看中，在1912年7月巴爾的摩召開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爾遜的競選口號是“新自由”——反對壟斷，恢復自由競爭，為中小企業創造競爭條件。威爾遜時代的美國，處在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全面控制國民經濟生活過渡的最后階段。壟斷資本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但還沒有完全占領一切陣地，中產階級還有活動余地。因此，“新自由”的口號受到中小資產階級的歡迎。選舉結果，威爾遜當選。

威爾遜上臺后對內政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盡管這些改革，從根本意義上說來，是適應和促進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但是這些改革在美國歷史上產生過影響，某些措施還起過積極作用。這些改革包括改變保護關稅政策，以增加美國對外貿易和擴大美國海外投資的領域;制訂聯邦所得稅法，確立累進稅的原則(安德伍德關稅法);進行幣制改革，建立聯邦儲備體系，加強美國金融資本在海外的競爭能力(聯邦儲備銀行法);制訂反托拉斯立法，并規定罷工是合法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1916年，國會應威爾遜要求制訂了鐵路工人8小時工作制的立法(亞當遜法)和限制使用童工的法律(基廷—歐文法)。

威爾遜就任總統后，除了在內政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事務上。他在兩屆任期中，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外交事務紛繁復雜，可是他又恰恰缺乏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在對外政策方面，威爾遜的注意力首先放在拉丁美洲。他在就職后僅一周就專門發表了對拉丁美洲的政策聲明，宣稱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培植中南美姊妹國家的友誼和信任”。但是在他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對西半球國家(墨西哥、中美和加勒比國家)的干涉大大超過他的前任。例如，1915年9月，他通過一項條約，把海地淪為保護國;在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中，他又派軍隊干涉。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夸克寫道：“有諷刺意味的是，理想主義的威爾遜使用武裝干涉的大棒比任何其他美國總統都更習以為常。”

對華政策也是威爾遜關注的領域。他在上任后不到半個月(1913年3月18日)發表的一個對華政策聲明中，宣布撤銷在塔夫脫任內作出的一項決定：為美國銀行家參加對華貸款的國際銀行團提供政府保證。威爾遜在闡明他拒絕提此項保證時說，“借款的條件近乎損害中國本身的行政獨立”，而“我們的利益是門戶開放——友誼和互利的門戶——的利益。這是我們愿意進入的唯一門戶”。結果，美國財團退出了國際銀行團。威爾遜的這一行動，在當時曾得到廣泛的吹捧。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比爾德夫婦認為是“同情中國的一個實際表示”。實際上，威爾遜是為獲得單獨行動的自由，而不愿在國際銀行團中充當一名配角。5年以后，1918年，歐洲列強為大戰所削弱，而美國則發了戰爭財，威爾遜又積極帶頭組織以美國為首的新國際銀行團，但是這個新銀行團受到日本的掣肘與阻撓，沒有起到作用。

面對著日本在中國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態勢，威爾遜積極扶植袁世凱充當美國的政治代理人。由于袁世凱的失敗，威爾遜的對華政策由主動進攻的態勢，轉變為對日本消極退讓，1917年11月簽定的蘭辛—石井協定就是這一變化的集中反映。美國通過這個協定正式承認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

威爾遜在太平洋采取守勢與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洋有關。1914年歐戰的爆發，給了威爾遜跨過大西洋的大好機會。在1917年4月美國直接參戰以前的兩年多中，美國利用“中立”地位從戰爭雙方謀取了巨利。1916年11月4日，威爾遜在爭取連任總統的一次演說中，宣布美國已從債務國變成世界債權國。民主黨在競選中利用這一轉變，投合選民心理，使得威爾遜在1916年獲得連任。

威爾遜在他第二個任期一開始，就積極插手歐洲局勢。經過精心策劃，動員輿論，選擇時機等步驟，利用德國采取的“無限制潛艇戰”所激起的美國輿論的憤激情緒，在1917年4月2日要求國會向德國宣戰，4月6日威爾遜簽署了宣戰書。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國會提出被他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其內容是：公開外交、公海自由、國際貿易機會均等、縮減軍備、“公正”解決殖民地問題、促使俄國加入“自由國家之社會”、使比利時復國、恢復法國原狀、調整意大利邊界、奧匈帝國人民自治、國際保證巴爾干諸國獨立、分割土耳其帝國、建立獨立的波蘭國家、建立普遍性國際聯合機構(國際聯盟)。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原則背后，隱藏著威爾遜所設計的戰后國際“新秩序”藍圖的兩個基本要素：“商業自由和國際門戶開放”。它的核心是第14點：建立國際聯盟。

威爾遜心中的國際聯盟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機構呢?他自己有明確的說明：“國際聯盟要為其余的世界做門羅主義為西方世界(指西半球)所做的事情”，是“門羅主義施用于全世界的邏輯的延伸”。當代的兩位美國歷史學家戴維·卡略和杰明·羅蘭評論說：“歐洲人從威爾遜那里看到了正在到來的美國霸權的時代”。列寧指出，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和民族平等的實際建立、民族和平相處的實際可能徹頭徹尾沒有一點相似之處”①。

威爾遜提出這“十四點”，要求交戰雙方以此作為議和的基礎。英法表示反對。因為這十四點沒有明確規定戰勝國的權利，如索賠、割地等等。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譏諷地說：“上帝滿足于十誡，威爾遜這位仁兄卻給了我們十四點。”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挖苦說：“這位充滿理想主義的總統，真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傳教士，他的任務是拯救歐洲困苦的異教徒。”但是在威爾遜的壓力下，通過豪斯上校的努力與斡旋，交戰雙方最后還是同意以“十四點”作為停戰談判的基礎。1918年11月11日，停戰協定簽字。

威爾遜是一位體弱多病的人，但為了實現他的和平綱領，竟拒絕他的親密顧問和同僚的勸告，堅持親自率美國代表團去巴黎參加和會。威爾遜抵達巴黎時，受到飽經戰禍的法國人民的熱烈歡迎。他們接受了威爾遜娓娓動聽的理想主義說教。可是一到和會上，威爾遜在克列孟梭、勞合·喬治這些老牌帝國主義代表人物面前，顯得進退失據，章法大亂。威爾遜本來是要通過“十四點”，特別是“國際聯盟”，不僅積極插手歐洲事務，而且要把世界事務納入國際聯盟體系，使美國擔任起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角色。因此威爾遜沒有在割地、賠款上打算盤，而一心一意要創造一個國際聯盟。克列孟梭等就利用這一點，要挾威爾遜，壓榨戰敗國，攫取殖民地，把威爾遜“當作傀儡來戲弄”，使他“成了一個十足的傻瓜”①。什么“公開外交”、“民族自決”、“公正的和平”，都變成了笑柄。克列孟梭、勞合·喬治之流迫使威爾遜當眾自打耳光，硬讓他自己剝去一件又一件漂亮的“民主”、“自由”外衣。巴黎和會變成為戰勝國的分贓會議。德國不僅要償付巨額賠款，而且喪失了1/8的領土和1/12的人口;海外殖民地被英、法、日、比全部瓜分。

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態度，是他偽善面目的一次大暴露。中國是個“戰勝國”，派遣了17萬5千名勞工到歐洲為協約國擔任戰地勤務，并死了兩千人。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這個“戰勝國”竟變成被宰割的對象。日本無理要求繼承德國在我國山東的一切權益，否則，它就不在和約上簽字，不參加國際聯盟。威爾遜對日本的荒謬要求不但不加以拒絕，反而壓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的立場，終于成了他的一個難以擺脫的夢魔。

在威爾遜向英、法、日等國作了一系列讓步后，由21條條文構成的國際聯盟盟約，于1919年4月28日通過，并被作為在1919年6月28日正式簽字的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但這并沒有給威爾遜帶來喜悅。1919年7月他從巴黎帶著以巨大政治代價換來的國際聯盟盟約回到美國時，他發現他和他的國際聯盟理想，被淹沒在譴責、嘲諷的反對聲浪中。以亨利·洛奇為首的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已經作好抵制和扼殺國際聯盟計劃的一切準備。不僅如此，在參議院中，還形成了一個反威爾遜的聯盟。孤立派，不愿意承擔盟約中規定的為他人火中取栗的義務;擴張主義者，則害怕國際聯盟捆住手腳，妨礙美國的行動。他們相互之間矛盾重重，于是在反國際聯盟問題上，站在一起。洛奇對國際聯盟計劃進行了體無完膚的攻擊，并提出了15點保留條款。

面對參議院的敵對氣氛，威爾遜決定不顧多病之軀，親自到全國各地去發表演說，爭取人民的支持。1919年9月3日，開始了他的巡回旅行。這時的威爾遜神情沮喪，形銷骨立，他的醫生和家人都力勸他放棄此行，但是威爾遜決心孤注一擲。他的夫人后來回憶說，威爾遜乘坐的專車“象一個出殯的行列”。從9月3日離開華盛頓，到9月25日為止，22天中行程達8，000英里，途經29個城市，發表了40次演說。威爾遜力竭聲嘶地對聽眾宣傳美國“必須參加國際聯盟，接受向美國提供的世界領導”，國際聯盟盟約是“人類歷史上最杰出的文件”。可是每到一地，聽眾都向他提出山東問題。9月26日凌晨，威爾遜已經精疲力盡，氣若游絲。他的私人醫生決定專車急速返回華盛頓。11月2日，威爾遜中風倒在浴室里，半身癱瘓。此后的兩個多月，出現了美國歷史上罕見的時期：總統不死不活，誰在履行總統職權不清不楚。除了總統夫人和私人醫生，誰也見不著總統。威爾遜的反對派攻擊說，這一段時期是“第一夫人”代行總統職權。

威爾遜重病時期，正是參議院將就和約批準問題進行攤牌的重要時刻。威爾遜的支持者們希望能取得一項妥協方案，使和約得到批準。但是一切這類企圖都遭到威爾遜拒絕。在1919年11月19日參議院進行表決前夕，威爾遜傳出他的誓言：“寧肯戰敗千次，也決不為不光榮的妥協而朝三暮四”。表決結果，39票贊成，55票反對，和約被否決。1920年3月19日，參議院再就附有洛奇保留條款的決議案進行第二次表決。結果49票贊成，35票反對;由于贊成票不到2/3，決議案又遭否決。威爾遜的計劃遭到失敗。威爾遜對他的內閣說：“條約死亡了，就躺在那里，我將每天清晨去把鮮花放在它的墳墓上”。

威爾遜曾經把希望寄托在1920年的總統選舉上。他號召選民在大選中投民主黨候選人詹姆斯·考克斯的票，以“全民復決”的形式來挽救他的國際聯盟計劃。但是美國選民摒棄了威爾遜的民主黨，選舉了共和黨的華倫·哈定。威爾遜在極度沮喪中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在1920年12月接受了191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金。

1921年3月4日，威爾遜離開白宮。從此他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1924年2月3日在抑郁的精神狀態中去世。

作為一個學者，威爾遜一生留下許多著作。其中1902年出版的5卷本《人民美國史》是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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