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威爾生平簡介,克倫威爾歷史評價,克倫威爾怎么死的？

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Cromwell，約1485—1540)，英國杰出的政治家，英王亨利八世的謀臣。十六世紀三十年代期間，他以首席大臣的身份治理國務。在他的影響和主持下，英國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實行了重要的改革，這些改革在英國歷史上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克倫威爾出生在倫敦郊區(qū)泰晤士河畔的普特涅地方，父親是鐵匠、漂布匠和布匹的剪裁匠，還在當?shù)亻_過旅店和釀酒廠，是新興的工商業(yè)階級中的一員。關于克倫威爾早年的經(jīng)歷，史料記載不詳，也不盡可信。他大約1504年出國，開始住在意大利，可能是作為一名普通士兵在法國駐意大利的軍隊里服務。后來先住在荷蘭的米德爾堡，后到比利時的安特衛(wèi)普，曾為安特衛(wèi)普一英國商人的副手，學習經(jīng)商。1513年回國定居，在國內(nèi)從事羊毛和呢絨貿(mào)易，并且兼營借貸業(yè)。不久，克倫威爾又投身于法律研究。1520年開始進入紅衣主教渥爾塞主持的行政部門，擔任渥爾塞的律師。從這時起，歷史文獻記載了他的主要事跡。1524年克倫威爾成為格雷法律家協(xié)會的成員。1525年渥爾塞任用克倫威爾去查禁一批小修道院，將沒收得來的教產(chǎn)捐獻出來創(chuàng)辦牛津和伊普斯威奇紅衣主教學院。克倫威爾此舉招致了許多人的反對，渥爾塞憑借自己的影響和勢力保護了他。克倫威爾不久擔任渥爾塞的法律事務代理人的職務。后來渥爾塞的倒臺使克倫威爾受到牽連，陷入了困境，他不顧個人安危，在1529年11月召開的議會上為渥爾塞辯護，結果渥爾塞的死罪獲得赦免，這個行動表現(xiàn)了他的正直和對恩主的忠誠，從而受到了國王的賞識。1530年初，克倫威爾向國王宣誓效忠，進入宮廷。一年之后成為樞密會議的核心集團的成員。1532年獲得了宮廷的第一個官職——王室財政官。1533年被任命為國庫大臣和國王的秘書，常常作為國王的代表出席樞密會議，實際上成了樞密會議的首席大臣。從這時起一直到倒臺，他始終掌握著行政、司法、財政、外交和宗教等方面的大權，成為國王以下權力最大的人物。此后，他又獲得了上訴法院保管卷案法官官職(1534)，1536年任掌璽大臣，最后，在1539年又成為掌禮大臣。1540年4月取得了“埃塞克斯伯爵”的封號，躋身于貴族行列。

在克倫威爾當政期間，英國社會正經(jīng)歷著一個深刻的變化，封建制度趨于瓦解，資本主義關系誕生。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新興資產(chǎn)階級和新貴族不斷壯大，民族意識增長，英國正朝著近代社會的目標邁進。克倫威爾是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執(zhí)掌政權的，他施政的目標是使英國進一步發(fā)展成為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他認為這樣一個國家必須是擺脫了中世紀的傳統(tǒng)，并且適應新興階級要求的主權國家。要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受羅馬教廷控制的英國教會是最大的障礙。基督教會是這時英國最大的特權組織，它有教產(chǎn)，又可以征稅，而且還有獨立的法律和法庭，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遠在羅馬的國際君主一教皇的指揮。當時英國正受到馬丁·路德發(fā)動的宗教改革的影響，路德的主張激發(fā)了各階級各階層要求擺脫羅馬的控制，建立英國獨立的民族教會的愿望。克倫威爾依靠資產(chǎn)階級和新貴族中主張改革教會的激進份子的支持，憑借手中的權力，實行了自上而下的改教活動。

國王亨利八世與凱瑟琳離婚問題受到當時國內(nèi)外極大關注。1529年渥爾塞因未能解決此問題而倒臺。克倫威爾為此向國王建議：從根本上摧毀羅馬教皇在英國教會中的勢力，并由王權來取代。他還許下了將使亨利八世成為空前富有的國王的諾言。克倫威爾的主張符合亨利八世的切身利益和樹立絕對君權的欲望，因而得到采納。就在這一年，克倫威爾為亨利八世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改革教會的計劃，并且參加了由律師組成的法案起草委員會，負責國會法案的準備工作，他通過這項工作逐步實施自己的改教主張。

1529—1536年間，在克倫威爾的影響下，亨利八世先后召集了八屆議會，討論和通過了一系列有關改革教會的法令。1529年的法令規(guī)定，降低教會法庭為了檢驗遺囑和教士為了處理喪葬事宜而征收的手續(xù)費，并且削減教士俸祿。亨利八世企圖以此向教皇施加壓力，但是當時的教皇克萊門特七世不為英王的恐嚇所動搖。

英國宗教改革的第二步是指控英國全體教士因承認渥爾塞作為教皇使節(jié)的權力，觸犯了“王權侵害罪法令”。當時社會各階層的輿論是傾向反教會的，所以這個指控使教士感到恐懼，坎特伯雷和約克兩個大主教轄區(qū)分別繳納了100，000鎊和18，840鎊才獲得赦免。克倫威爾又建議亨利八世對教會采取更加強硬的手段，議會下院在1531年3月18日向國王呈遞了一份由克倫威爾起草的“反對教區(qū)主教的請求書”，揭露主教濫用教會的立法和司法權，痛斥教會的陋習。接著議會通知教士會議必須接受下列三項要求：第一，未經(jīng)國王的許可，不得制定任何新的法令;第二，現(xiàn)存的宗教法令必須交給一個32人委員會審查，其中任何與上帝或國家法令有抵觸的條文，均須廢除，32人委員會的成員教俗各半，全數(shù)由國王選定;第三，經(jīng)委員會通過的法令還須得到國王的認可。這些條文在5月15日沒有經(jīng)過任何修改，便在議會中通過。實行結果，使教士喪失特權，教會完全屈服于國家。

1533年以后，為徹底斬斷英國教會和羅馬教廷的關系，議會進一步通過了一系列矛頭直接針對羅馬教廷在英國的勢力的法令。這些法令當中，比較重要的是《上訴法令》(1533)、《教士首年薪俸法令》(1534)和《至尊法令》(1534)。《上訴法令》的內(nèi)容是禁止英國教士和俗人上訴于羅馬教廷，規(guī)定教士的訴訟案件最后應上訴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法庭，與國王有關的訴訟案件歸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教士會議審理。就在這一年，教士會議宣布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的婚姻違反上帝的法律，教皇無權赦免，接著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判決這項婚姻無效。與此同時，亨利八世與安娜·波琳的婚姻獲得教會法庭的核準。亨利八世的離婚案經(jīng)過克倫威爾的謀劃，借助于宗教改革運動，終于在沒有教皇干預的情況下解決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則是禁止羅馬教皇在英國征收新主教就職后的首年收益，在有關這類法令中還規(guī)定，英國的主教和大主教只能由國王單獨選任，改變了過去在選舉之前必須接受國王和教皇雙方的建議這個做法，將圣職任命權完全奪取到國王手中。在英國宗教改革法令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是《至尊法令》，這個法令授予英王亨利八世及其繼承人以“英國教會唯一的至高首腦”的稱號，它宣稱國王擁有一切權力去懲罰和鎮(zhèn)壓異端，革除教會的弊病，并有權處理一切有關教會的事務。它又規(guī)定將宗教法庭改為國王法庭。《至尊法令》是克倫威爾宗教政策的基石。上述法令確立了英王在全英教會的最高統(tǒng)治地位，剝奪了羅馬教皇在英國教會中的一切權力，英國教會成了國家機構的一部份，而不再是羅馬教會這個國際組織的組成部份，英國獨立的民族教會從此確立。英國宗教改革的每一個重大步驟都是和克倫威爾的影響與作用分不開的。

1535年，克倫威爾被任命為國王在宗教事務方面的代理人，負責實施宗教改革法令。1534和1536年，議會先后兩次通過了《繼承法》和《叛逆法》，其中規(guī)定“……凡反對國王對英國教會有至高權力，拒絕對本法案實行宣誓恪守的，均視為叛逆。”克倫威爾根據(jù)這項法令，命令各地治安法官嚴密監(jiān)督《至尊法令》的執(zhí)行情況，及時報告違背法令的人和事，加以嚴厲處罰。

緊接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之后，在克倫威爾的建議和直接主持下，英國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劫奪教產(chǎn)的事件，目的在徹底打擊教皇而加強王權，充實王室財富。教會財產(chǎn)大部份集中在修道院中，因此修道院成了主要的掠奪對象。1535年，克倫威爾派遣政府特派員對各地區(qū)教會和修道院作了全面的調(diào)查，在調(diào)查的基礎上，制定了全部修道院的財產(chǎn)賬目。隨后又派出他的代理人視察了若干個修道院，專門搜集有關貪污賄賂和腐化墮落方面的丑聞，在1536年召開的議會上拋出，作為查禁修道院的罪證根據(jù)，議會立即通過了一項法令，決定解散年收入在200鎊以下的修道院。結果有376所小修道院被封閉，其土地和其它財產(chǎn)均被沒收。不久，克倫威爾又封閉了一批大修道院，1539年議會通過了一項法令，承認了這個既成的事實，使第二次解散修道院和沒收教產(chǎn)的行動合法化。從1536至1540年，英國政府向修道院進攻的結果，約有800所修道院被毀，全部沒收得來的產(chǎn)業(yè)盡歸國王所有。朝廷上的一些大臣、寵幸和地方上的支持者都受到了亨利八世的賞賜，克倫威爾獲得了雷維斯、圣奧斯、科爾徹斯特和朗德等若干個大修道院的土地。后來約有2/3的教會土地被拋入市場，轉(zhuǎn)到了新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手中，有力地鞏固了新興階級的經(jīng)濟地位。過去在國會上院中，教士代表居多數(shù)，他們通過投票往往壓倒世俗貴族。這時主教雖仍然存在，但修道院長消失了，從此世俗貴族在上院中占居優(yōu)勢地位。向修道院的進攻，使羅馬教皇在英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勢力受到更加沉重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克倫威爾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的觀念，是在清除羅馬教廷在英國的勢力這個實踐過程中確立起來的，這種觀念同樣也反映在他所主持的政府工作中。他作為國王的首席大臣執(zhí)掌政權雖然僅有八年，但是對政府機構卻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diào)整和改革，影響十分深遠。

中古時代的英國中央政府，由于國家和國王是一個統(tǒng)一的觀念，國家的公務和國王的私務并沒有明確的區(qū)分，所以中央政府實際上是國王的私人政府，行政部門秉承國王的旨意辦事，也只向國王個人負責，國家政務的決策機關是國王會議，它只有對國王提供建議而無決定之權。都鐸王朝初期，個別機構已從國王會議的統(tǒng)轄下分離出來，獨立于內(nèi)廷之外，成為正式的國家機構，受議會控制。國王會議屬于內(nèi)廷部門，雖是國家的非正式機構，但實際上仍然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掌握在國王手中，習慣稱為樞密會議。國王亨利七世從樞密會議中分出了一個核心集團，其辦公地點設在威斯敏斯特宮的星室，這個機構在1500年的訴訟程序中第一次被稱為“星室法庭”。渥爾塞掌權時，由于他獨斷專橫，不容許存在競爭對手，星室法庭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克倫威爾執(zhí)政以后，對行政機構實行改革，首先重建樞密會議的核心，即由部份成員組成常務顧問班子，不斷增強其權力，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操縱之下。不久他便把這個常務顧問班子逐漸發(fā)展為一個常設機構一樞密院。樞密院最初由15至20個主要大臣構成，他們當中多數(shù)擁有高級職位，統(tǒng)轄著所有的權力組織，并和邊區(qū)事務院及地方治安法官保持密切聯(lián)系，對地方具有指揮之權。由于克倫威爾總攬了大部份政事，促使他所控制的樞密院的地位和職權也隨之擴張。到了1540年，樞密院和星室法庭便有了明顯的分工，前者成了一個固定的最高行政機構，后者則是司法組織，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樞密院議長的職務得到了議會的承認，因而具有法定地位，樞密院即使沒有國王在場，也有權處理職務范圍內(nèi)的公務。這樣一來，樞密院機構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它既是一個法定機構而又掌握在國王手中，直屬國王，議員由他選任，議員的職權由他指定，但是這個機構已和宮廷的私務脫離，使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政府主體的國王宮廷從此成為只管國王個人私務的機構。

解散修道院和沒收教產(chǎn)的行動，帶來了大量財政管理問題，促使克倫威爾對財政管理也實行了整頓和革新。過去國家每年稅收的任務是由王室內(nèi)務府承擔的，這時克倫威爾建立起若干個各自獨立的稅收法庭，這些機構既作為法庭也作為財政部門來從事活動。“普通監(jiān)察法庭”管理亨利七世和渥爾塞當政期間所取得的土地;“擴增法庭”管理從修道院奪來的教產(chǎn);“首年收益和什一稅法庭”則負責征集來自教會的年收入;“受保護和受封地者法庭”管理國王的封建稅收;原來的財務署則經(jīng)管關稅的年收入和來自國會的撥款等。這樣，財政管理便有了明確和細致的分工，提高了管理效能，更重要的是財政機構從王室徹底分出，完全成為國家行政機構的重要組成部份。英國自此變?yōu)橐揽糠ǘǖ男姓C構實行統(tǒng)治的國家。

克倫威爾作為一個國務活動家，他在議會中的事務也是卓有成效的。在他主政期間，英國議會下院的影響和作用顯著增強。當時下院議員的構成，除富商和鄉(xiāng)紳以外，還有熟悉習慣法并具有專門法律知識的律師和樞密院的非貴族成員，后兩種人數(shù)目不多，但卻是下院的核心成員。克倫威爾在被授封為貴族以前便一直是下院議員，他在議會中掌管安排選舉，起草法案，以及領導立法機關審議與法案有關的事項。改革教會的大批法案就是在他主持下草擬出來提供下院討論的。下院的意見對改教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樣，在立法問題上，下院成了國王的合作者，議會下院作為國家機構的組成部份便得到承認，從而提高了新興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地位。

克倫威爾所倡導的改革，代表的是新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努力排除外力干涉和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中央集權民族國家的結果，符合了當時歷史發(fā)展的要求。克倫威爾可以說是英國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但是王權的強化，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必然是壓迫和剝削的加重，從而引起社會的動蕩，舊貴族和教會中反改教的保守勢力也反對克倫威爾。1536年10月，正當改教運動進入高潮時，英國最保守的地區(qū)——北方各郡發(fā)生了群眾暴動，有許多貴族和鄉(xiāng)紳參加，暴動者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將克倫威爾從樞密會議中清除出去，并將他按異端和叛國者治罪。暴動最后被鎮(zhèn)壓下去了，克倫威爾繼續(xù)受到國王的重用，不斷加官進爵。但是好景不長，就在他被封為埃塞克斯伯爵后不久，他的敵人諾福克和薩福克公爵等大貴族虛構了一個陰謀事件，誣稱克倫威爾與這個事件有牽連，然后在議會桌上指控他犯了叛國罪，并且是一個異端份子，國王相信了。克倫威爾于1540年6月10日被逮捕，7月28日被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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