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陽松玠·談藪

亦題《八代談藪》。北齊雜記體小說集。舊題“北齊陽松玠撰”。《崇文總目》小說家類著錄，八卷;《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著為二卷。原書已佚，殘本有《類說》本、《紺珠集》本等。《太平廣記》等類書中亦收有佚文。是書多記北齊前人物事跡，內容以志人為主，兼及志怪。《史通·雜述》云：“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也。”《談藪》志人部分則以《世說》為宗，但能體現時代精神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如《杜公瞻》、《李元誠》分別寫北齊前后人們對魏晉文人放誕行為和清談活動的摹仿。這種東施效顰式的模擬，已失去志人小說追求個性、人格自由的實質，顯現出世風的蛻化。然而有些故事尚能針砭社會丑惡現象，特別是對統治者之丑惡兇殘進行了揭露，表現了作者的政治參與意識。如《高洋》記暴君高洋上臺后繼續濫殺無辜的殘暴行為，勾勒了他的殘忍兇惡的本性。《斛斯豐樂》嘲諷了北齊高祖的侈樂行為。尚有些故事記有德者的高尚品格，或記伎藝者的高妙絕技等，時有可觀者。如《甄彬》記齊甄彬贖苧后，將苧中多余之金還給道人;《楊大眼》寫北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見者皆驚嘆千載未有此英才。二者皆反映了人們在亂世中，向往德才兼備者，希圖國家中興富強的社會心理。從體式和表達方式上看，是書記事記言并重，往往二者相雜共用，主要以事帶言，而也常以言敘事。《楊大眼》等條，多先以事造境，待情節起波瀾后，就以人物對話推動情節發展。其“故事規模和作品容量較前代志人小說為大”，顯得故事情節比較完整。然而不少故事失之繁縟，遠不如《世說》等佳制凝練、傳神、雋永。是書也兼記某些志怪，但它是以志人體式中揉進的志怪成份，既不同一般志人小說，也不同一般志怪作品。如《解叔謙》記解叔謙因母疾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而空中神人感應，即語示“得丁公藤為酒便差(病愈)”，后果于山中遇老翁得此藤，而依法為酒，母病即愈。從而宣揚了孝道。又如《蕭睿明》，則記蕭因孝而獲善報事，反映出了南北朝時，儒家忠孝的傳統思想與其時盛行的佛家“果報”之談融為一體的時代文化特色。《談藪》的志怪、志人合流的創作傾向，開拓了文言小說創作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