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主要內容,《墨子》導讀

《墨子》是一部墨家學派的著作總匯，舊題戰國墨翟撰。大部分是墨子子弟或再傳弟子記述的墨子言行。

墨子(約前468—前376)，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姓墨名翟。魯國人，一說宋國人。宋昭公時曾為宋國大夫。早年曾習儒術，因不滿其“禮”煩瑣，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身體力行，率徒奔波于齊、魯、宋、楚、衛、魏等國，向王公大人，宣傳其政治主張，制止了多次戰爭。其中以與公輸般論戰，止楚攻宋最為著名。其學派具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在當時為 “顯學”之一。《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其他有關墨子言行的記載，散見于《荀子》、《韓非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

《墨子》各篇就其內容，可以分為五組： 第一組7篇：《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前3篇系儒家言論，是后人偽造的，不能認為墨學。后4篇是根據墨學，作提綱挈領的闡述。但《三辯》有闕文，看程繁和墨子問答，辭意不相關聯，即可明白有殘缺的地方。第二組24篇：《尚賢》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節用》 上、中、下，《節葬》 下、《天志》上、中、下，《明鬼》 下，《非樂》上，《非命》上、中、下，《非儒》 下。這24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除 《非儒》外，每篇皆有 “子墨子曰”，可以證明是門弟子記述的。其中所分上、中、下篇，內容基本相同，為墨家三派各記其聞所致。第三組6篇： 《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這6篇是講墨家的思想方法，晉魯勝稱它為 《墨辯》，后人稱之為《墨經》，為后期墨家著作，其文字，經千余年來“不能句讀”，清代畢沅據《經》上篇“讀此書旁行”五個字，才領悟到舊本分上下兩行橫列，下行是解釋上行的，從此人們才能讀得下去(畢沅《墨子注》)。其中在認識論、邏輯學、自然科學等多方面對早期墨家思想有新的發展和貢獻。第四組五篇： 《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是記墨子和弟子們的活動和言論，其體裁有類儒家的 《論語》，里面的材料也是墨子學說的精華。第五組11篇：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這11篇記錄了墨子對戰爭防御和制造器械方法等戰術措施的言論。過去一般研究《墨子》的都不重視，其實這是中國古代機械工藝的具體表現，說明《墨子》書中有許多條的科學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經過實踐的事實。有人認為此十一篇為漢人編撰。

《墨子》一書在認識論和邏輯學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強調人類的感覺經驗，制定了作為言論準則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非命上》)這段話中所提到的“本”、“原”、“用”這三個方面即是“三表”法。用我們今天的話講，也就是判斷認識正確與否的三條標準。可以說，這是中國哲學史上關于認識真理標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書中還提出 “非以其名，亦以其取也” (同上)與“察吾言之類”，以 “明其故” (《非命下》)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命題。在動機與效果的關系上，強調 “善”與 “用”、“志”與 “功” 的統一。把“利”放在重要地位，認為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其“仁”的含義有別于儒家。

在政治問題上，《墨子》提出 “尚賢”的主張。認為：“尚賢者政之本也”。(《尚賢上》)治國的根本措施就在于“尚賢事(使)能”。他說：“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實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眾賢”的辦法就是把國家中的賢能之士都挑選出來，“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要做到這樣，就必須堅持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為此，書中主張 “上舉義不辟(避)貧賤”、“不辟親疏”、“不辟遠近”、“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賢者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尚賢中》)原來貧賤的人，只要是賢能就應該上升為富貴的人，而原來富貴的人，假如不賢無能，也應該降為貧賤。“尚賢”的主張僅只要求當時的國君不分等級，舉用各種賢才。墨子更把它發展到“尚同”的主張即認為最高的統治者的職位，也應該由“賢者”擔任。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反對貴族的世襲制，反對儒家的親親尊尊，要求不偏富貴，不避貧賤，天下同義。

《墨子》一書中的中心理論就是“兼愛”，主張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都應該“兼相愛，交相利”。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兼愛上》)。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主張“以兼易別”(《兼愛下》)，使“天下兼相愛”(《兼愛上》)，人與人之間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尚賢下》)。書中從“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出發，主張“非攻”，抨擊 “攻伐無罪之國” 的掠奪戰爭為 “天下之巨害”( 《非攻下》)，但不反對誅有罪之君的正義戰爭。

書中又提倡“節用”、“節葬”、“非樂”。反對當權貴族的“繁飾禮樂”、奢侈享樂的生活和厚葬久喪、靡費財物的習俗。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意識到勞動生產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提出“非命”，認為 “天命論”是 “暴王作之，窮人術 (述) 之” ( 《非命下》)，“此為天下之厚害也。”(《非命中》)強調要用“強”、“力”來改變生活境遇，“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非命下》)書中又有“天志”、“明鬼”說，仍保留鬼神宗教形式，沒有擺脫殷周傳統的思想形式，為其學說中的迷信落后成分，但又成為貫徹其政治主張的工具。以上這些內容便是構成《墨子》一書整個思想體系。其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思想，為我國哲學史上寶貴的遺產，但也存在著某些消極部分。

自從秦漢統一以后，墨家逐漸成為 “絕學”。但《墨子》一書中的思想內容，則為后世其他各家所吸收、改造融會成形成新的學派。如書中的 “尚賢”、“尚同”政治理想就為商鞅、韓非所吸收，形成了后世所謂的“法家”。書中的“天志”、“明鬼”的宗教觀也為漢儒董仲舒的更加精致的“天人感應”說所代替。書中帶有原始平均色彩的“兼愛”學說，也被戰國后期的儒家所吸取改造，成為《禮記·禮運》篇大同思想的濫觴。所以，《墨子》一書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磨滅的。

《墨子》最早有西晉魯勝注本，早佚。宋代樂臺注《墨子》，僅有 《親士》至 《尚同》十三篇，已佚。《四部叢刊》收入為影印明嘉靖唐堯臣刻本。現存注本有清畢沅《墨子注》、曹耀湘《墨子箋》、王樹楠《墨子斠注補正》、劉師培《墨子拾補》、張惠言《墨子經說解》、梁啟超 《墨經校釋》、胡適 《墨辯新詁》等，通行注本為清孫詒讓《墨子間詁》。是書有家刻本、光緒活字本、涵芬樓影印刻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等。1954年中華書局以《國學基本叢書》本舊紙型重印《墨子間詁》。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高亨《墨經校詮》、譚戒甫《墨辯發微》，古籍出版社出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均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