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綱目》的主要內容,《通鑒綱目》導讀

《通鑒綱目》是朱熹改編《資治通鑒》而成的一部綱目體編年通史。在封建社會后期實際上起著政治教科書的作用，代有刻印，影響甚大，其地位甚至凌駕于《通鑒》之上。有宋乾道壬辰四月刊本、元刊本、明黃仲昭校刊本、明成化內府刊本、嘉靖甲午江西刊本，清康熙己巳徽州刊本，清同治十三年補刊本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是宋代道學的集大成者，對史學也有較深造詣，其生平事跡見“四書集注”。

《通鑒綱目》全書共五十九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迄于周世宗顯德元年 (959)。朱熹感到 《通鑒》作為帝王的歷史教科書，仍然太詳，而《資治通鑒目錄》 又太簡。司馬光晚年似乎察覺到這一問題，做 《舉要歷》又未成。南宋胡安國修 《舉要補遺》若干卷，又 “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所以朱熹自擔重任，改編《通鑒》，別為義例，創《通鑒綱目》一書。綱目體例的特點是：“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有綱有目，綱仿 《春秋》、目效 《左傳》。綱乃朱熹自作，頗寓褒貶之意，分注浩繁，命其弟子趙師淵寫成。自成一體，后世目錄學家，專門稱之為 “綱目體”。

朱熹編 《通鑒綱目》，固然為了簡化 《資治通鑒》，而其主要目的則在《資治通鑒綱目》中貫徹、實踐他的史學理論。朱熹對《資治通鑒》有推崇又有批評，他對《通鑒》的批評意見主要是： 一、《通鑒》于正統不明，三國時以魏為主是“其理都錯”。二、《通鑒》紀年皆以后來為定，不合理。三、司馬光修書，愛憎由己，“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四、司馬光對才德之論不全面，“溫公論才德處未盡，如此則才都是不好底物矣。” 五、“唐五代多繁冗。” 總之在朱熹看來，做為“資治”之用的“通鑒”，不是盡善盡美之作，尤其在正統問題上，朱熹站在南宋偏安小朝廷的立場上是不能同意 “帝魏寇蜀”的。所以他要把“理” 一元論從哲學領域引入史學領域，試圖建立一種 “天理”與 “史事”統一的史學體系，這個理論體系便落腳在《資治通鑒綱目》一書中。綜觀《資治通鑒綱目》突出了如下幾個問題：

1. 明正統、斥篡賊。

朱熹認為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代到宋，其間幾千年，“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等六個朝代，其他夏、商、戰國、魏、南北朝、五代等都非正統。按照這個思想，《通鑒綱目》便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為起篇，而不講夏、商等朝，“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漢統，與司馬氏異。”不用曹魏，而用蜀漢系漢統為正統。以是否正統作為評價史事、人物“義”與“非義”、“善”與 “非善”、“忠”與 “奸”的準繩。他認為“正統”是合乎“天理”的，其書法不僅溢美表揚，而且等級森嚴。除正統外，還有無統、非正統、僭國、篡賊等，治史者首先應該明正統、斥篡賊。

2. 立綱常、扶名教。

朱熹認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等大倫，則是以“忠”、“孝”、“節”等原則為準繩。君臣關系，是君尊臣卑，揚君抑臣滲透在各個環節，體現了朱熹絕對君權論思想。父子關系，子對父惟有孝。作兒子的不能不服從，亦不得有怨言。夫婦關系，婦女要“三從四德”。朱熹認為 “三綱五常”是 “天之經，地之義”，維護 “三綱五常”便是 “天理”，史著對此是絕對不可違背的。

3. 除史弊、法 《春秋》。

朱熹針對北宋以來“大抵史皆不實”的弊病，主張取《春秋》之義，尊重史實。他在 《史館修史例》中，提出了一套辦法，貫徹在《通鑒綱目》之中。

總之《通鑒綱目》實踐了朱熹的史學理論，此書一問世，立即被封建社會后期的統治階級奉為正宗，推崇備至。南宋王柏評價說：“朱子推挈矩之道，寓權衡之筆，大書分注自相錯綜，以備經傳之體。史遷以來，未始有也。……所以扶天倫，遏人欲，修百王之軌度，為萬世之準繩者。”元揭傒斯說：“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 朱子因司馬氏《通鑒》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圣賢之心也。”明楊士奇也說： “其書則孔子作《春秋》之義，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因此此書在封建社會后期，不僅是單純史學著作，實際上起著政治教科書的作用，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 1. 《資治通鑒綱目》。
• 2. 《中國史學家評傳·朱熹》,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