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聲等子》的主要內容,《四聲等子》導讀

《四聲等子》是中國古代韻圖。作者不詳。版本有清文瀾閣本、粵雅堂叢書本、咫進齋叢書本和商務印書館 《叢書集成》本。以咫進齋叢書本為善。

關于此書的作者和著述年代，歷來說法不一。清錢曾《讀書敏求記》認為此書即元代劉鑒的《切韻指南》，但比較《四聲等子》與《切韻指南》，兩書關于音和、類隔等門法的敘述，詳略顯晦迥異，關于圖攝名稱和列圖方法也有差別，則 《四聲等子》非 《切韻指南》甚明。清陳澧《切韻考·外篇》則謂《四聲等子》即僧宗彥的《四聲等第圖》，如此說屬實，則 《四聲等子》乃是12世紀末葉以前之作品。惜《四聲等第圖》早已亡佚，陳說竟無法證實。今人趙蔭棠《等韻源流》則謂《四聲等子》系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所作。如趙說成立，則《四聲等子》在公元997年以前即已問世。但從《四聲等子》所反映的語音情況和收字情況看，此書的產生決不能如此之早，趙說不可從。

今按此書序言與《切韻指掌圖》董南一序有一段關于門法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而其中“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一句與 《四聲等子》的列圖相合，與《切韻指掌圖》的列圖不合，因為《四聲等子》三十六字母列23行，乘以四聲四等共16格，再加韻目16格，總為384聲，而《切韻指掌圖》三十六字母列36行，乘以16格，再加16格，總為592聲。據此可以確認，是董序抄錄《四聲等子》，而不是《四聲等子》抄錄董序，則《四聲等子》之作必在董序的嘉泰三年(1203)之前。又《四聲等子》的收字有許多不見于《廣韻》，而見于《集韻》，說明此書受《集韻》影響很大，則此書的著述不會在《集韻》1039年問世之前。如此，《四聲等子》的著述年代當在1039年至1203年之間，它是我國中期等韻圖的代表作之一。

《四聲等子》共分20圖，《韻鏡》、《七音略》等早期韻圖分列數圖者，往往被并為一圖、二圖。如 《韻鏡》第1、2兩圖，收東、冬、鍾3韻，《四聲等子》合為一圖，并注云： “東、冬、鍾相助。”又如《韻鏡》第4、5、6、7、8、9、10共7圖，收支、脂、之、微、廢5韻，《四聲等子》合為二圖。作者這樣處理，當然不是偷懶，而是實際語音已經混然無別的緣故。

此書又于每圖之首標明攝名。所謂攝，具有總括、總攝的意義，是根據實際語音的進一步簡化、合流，而把主元音相同或相近、韻尾相同或相類的轉合在一起。《四聲等子》并《韻鏡》43轉為16攝，這16攝是：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不過此書20圖只列13攝，其余3攝江、梗、假分別依附在宕、曾、果攝之中;這種依附，當然也是在表明當時實際語音中，它們分別跟被依附的攝讀音相同或相近。

此書列圖的另一個特點是入聲韻兼配陰陽，例如第1圖入聲韻屋、沃、燭配陽聲韻東、冬、鍾，第5圖入聲韻屋、沃、燭又配陰聲韻魚、模、虞。這種現象跟早期等韻圖《韻鏡》、《七音略》不同，而跟中期等韻圖《切韻指南》、《切韻指掌圖》等相同。韻圖的這種處理實在說明在當時的實際語音中，入聲韻尾k、t已經變為一個喉塞，只有收p的入聲韻并未兼配陰陽，似乎表明p尾仍然保存著。

不過《四聲等子》在反映當時實際語音的變化方面并不徹底，它依然承襲舊貫，分韻母為4等;但是實際語音至少許多三等韻和四等韻已經不能分辨，于是不得不另加說明。例如第2圖注：“蕭并入宵類”，雖然表面仍立有三等和四等，實質已經毫無區別。

此書四等四聲的安排與《韻鏡》有所不同，它以四等分4大欄，每欄之中又分四聲。每圖所標的“重”字，表示開口呼，“輕”字表示合口呼。書首另立有等韻門法數條，這是等韻圖中最早出現的門法，其主要內容是解釋因列圖方式的限制而造成的聲韻拼切問題。例如“辨窠切門”云：“知母第三為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并切第三等是也。如中遙切朝字。”這是說知母三等字“中”為反切上字，喻母四等字“遙”為反切下字，被切字“朝”應是三等字。在所列門法中，有一些內容并不能跟本書切合，如“辨廣通侷狹例”中的“居容切恭字，居悚切拱字”，“容、悚”兩字均不見于圖中，它們應處之位均是空格。可見這些門法并不是作者編的，而是從他處移植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