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微草堂筆記》簡介|鑒賞

筆記小說集。清紀昀(1724—1805)撰，參見附錄小傳。閱微草堂是作者在北京虎坊橋官邸中的書齋。全書二十四卷，包括以下五種： 《灤陽消夏錄》六卷(1789)、《如是我聞》四卷(1791)、《槐西雜志》四卷(1792)、《姑妄聽之》四卷(1793)、《灤陽續錄》六卷(1798)。共一千二百余則。在乾隆五十四年至嘉慶三年這十年間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是為善本。此后，翻刻、選刻、注釋等本很多。流傳廣遠，影響不衰。有人將其與《聊齋志異》并稱，甚至揚《閱》而抑《聊》，顯然比擬不倫，但也足見其名聲之盛。

本書是記事小品與寓意小說的合集，有些借題發揮的段落，甚至很難將二者加以區分。書中對他的家人、鄉人、 親故、 朋友、同學、同僚等人的言行以及自己的經歷見聞都有所記述。特別是對他自己和他父親紀容舒(書中稱姚安公)著墨尤多。他個人的一生經歷、學問、思想等等，在書中都真實地反映出來，相當完整地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本書篇章既多，內容又極為豐富，而且薰蕕雜陳，難于盡述。這里只以作者自己的形象為線索，對某些重點內容做些詳述。

首先，作者是一個閱歷豐富、洞悉世情而又較為開明的封建正統人物。他認為儒、釋、道三家的根本教義和宗旨都是正確的，但其末流，卻是邪惡有害的。 “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他自己是以三教互補的正統派自居的，在抨擊三教末流時，客觀上也就是對整個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揭露。書中不僅揭露了某些貪官污吏、土霸豪強的罪惡，也揭露了某些所謂“清官”的真實面目。他認為，貪婪自私，居心狡詐是整個封建階級、官僚集團的通病。他們嘴上是仁義道德，肚子里卻是男盜女娼。為個人私利不惜喪盡廉恥和良心，對國計民生卻無所用心。在《北村鄭蘇仙》一則中，寫了一個“一生無利己損人心”的老媼，死后受到閻王的禮遇。然后借題發揮說： “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遺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為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 對之多愧色矣。”象這樣的誅心之論，俯拾即是。接著，又寫一“清官”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閻王嘲諷說：“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解：“某雖無功，亦無罪。”閻王又揭露： “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無功即有罪矣。”這就是所謂“三四等好官”。一般認為，自《老殘游記》才開始揭露所謂“清官”，雖然角度、深淺有所不同，本書雖非最早揭露清官者，卻遠早于《老殘游記》，作者對假道學的抨擊也頗為有力。《兩塾師》一則，寫兩塾師講論起“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來，真是嚴詞正色，如對圣賢。而實際上他們卻正在謀奪一個孤苦無告的寡婦的田產。《丐婦》一則，寫一個丐婦抱兒扶婆母過河，婆母因病弱倒于河中。丐婦急忙舍兒救出婆母。 婆母大怒說：“我七十老嫗，死何害?今棄兒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接著，婆母哭孫而亡，丐婦亦悲傷而死。對此，一些講學家，還要說三道四，指責丐婦的不是，使其白骨銜冤。這簡直就是以理殺人的劊子手。在對上述各種人物的批判中，還貫穿著一種“經世致用”的思想。這種思想雖然頂多只是要求社會的改良，但在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其次，作者還是位造詣頗高的文學家，能詩善文，也長于小說。他講道義，重情感(其中當然雜有不少陳腐之談)。當時以要求個性解放、同情人民為主要內容的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對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同情人民群眾的不幸遭遇，在某些方面也看了勞動者的純樸美德和聰明才智。如上舉《北村鄭蘇仙》一則就用對比的方式，歌頌了一個村媼一生無私的高尚情操。 《二石獸》一則，寫一寺廟二石獸沉入河底，若干年后進行打撈，許多人都到下游去尋找，而一個講學家則認為他們“不能究物理”，主張深挖河底，還是一無所獲。一個老河兵卻提出到上游去撈取，果然一舉成功。他是依據流水、砂石、石獸三者間的互相作用做出這種推斷的。這里，不僅嘲弄了講學家，也表明了相比之下真正有知識的還是那些有實際經驗的普通人，作者在下筆時，雖然也不無顧忌，但在不少地方仍能保持真正文學家那種敢于秉筆直書的膽識。對于那個“乾嘉盛世”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某些黑暗現象，作者反復強調，所以能給人以較深的印象。除上舉例證之外，象災荒年代人民的流離失所，奴婢等下層人民的悲苦命運，青年男女沒有婚姻愛情等人身自由等等，都有描寫，在一般情況下，作者對受害者都是表示同情的。即使陳腐的觀念時有流露，客觀事實還是寫出來了。《游士之妾》一則，寫貧士納一妾，兩人感情甚好。貧士死時，考慮到妾無依無靠，就要她改嫁，只要年節能到墓祭掃就可以了。妾改嫁后，雖與新夫感情也好，終因思念故夫致病而死。死時，要求與前夫合葬，后夫慨然許諾。這里，作者對三位主人公寫得都富于人情味，他們都沒有用封建禮法苛求他人。最后，作者寫出了對此事的三種不同看法。 “余是年十一二，聞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謂再嫁，負故夫也;嫁而有貳心，負后夫也。此婦進退無據焉。何子山先生亦曰：憶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勵庵先生則曰： 《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這里只有第三種意見是較為可取的。作者自己的看法顯然是錯誤的，但他并沒有抹殺第三種看法，而在其它一些同類故事中，又往往是站在第三種意見的立場上來描寫的。這里具體表現了作者的開明性和老實態度。

第三，作者還是一位學識豐富、成就卓著的學者。在一些寓言故事或借題發揮之處，作者往往列出多種意見，真實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過程或思想矛盾，也為讀者提供了多種選擇的余地。至于象上述《丐婦》、 《游士之妾》等則中，兩難或多難命題的提出，還在客觀上揭示了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虛偽性、反動性，是扼殺人性的。 在行文中，往往旁征博引，經史子集，百家雜說無所不通，對同時人的著述甚至小說也多有引證、駁難，這也可以擴大人的眼界，增加某些讀者的閱讀興味。

本書作者提倡所謂“著述之筆”，好象反對憑空結撰，實際上只是從思想上、藝術上反對較為激進的“聊齋型”小說而已。在本書中， “寓言”二字幾乎觸目皆是，收錄了許多他自己和別人編造的故事，并承認即使“記實”，也未必完全可信。這些記載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就是許多文化人也喜歡借用故事來發泄不滿和闡述某種觀點，這大約是鉗制言論自由所致。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文言小說創作較為繁榮的一個重要社會原因。

本書各則篇幅短小，行文簡約，好象全在摹擬唐前的筆記小說，實則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記事小品雖接近于《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但在某種意義上，《世說》記載遺聞佚事，是一種集體創作，反映了一種共同的時代風尚，缺乏文學的獨特個性。而《閱微》卻極富個人色彩，無論是說理言志，還是寫景抒情，都是以作者本人為主體的。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窅其詞耳。然世間往往固有是事。田香沁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圓，凄心動魄。審諦之，乃《牡丹亭·叫畫》一出也。忘其所以，傾聽至終。忽省墻外皆斷港荒陂，人跡罕至，此曲至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

這里好象是一種客觀記敘，實際上引書用事，充分表現了作者的學者氣質和詩人情懷。特別是那種樸素而又清新的語言，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的風格，更是作者所獨具的。眾多的鬼狐故事也與唐前志怪不同。志怪主要是記載“事實”，多用史筆。 《閱微》則主要是借鬼狐而言事理、寫世態，接近于先秦寓言，是一種寓言小說。但先秦寓言多用歷史故事或擬人化故事，而《閱微》則多說鬼言狐，其形象系列又接近于唐前志怪。所以，這些寓言小說可以說是先秦寓言與唐前志怪的合璧。總之， 《閱微草堂筆記》并非原來意義上的那種“筆記小說”，而是一種作家文學。這是文言小說獨立發展而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