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概述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根據學者們考證，《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在寫作時間上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數篇章很有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

據傳，《禮記》一書的編定者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與叔父戴德一起學禮于后蒼，宣帝時為博士。《禮記》的多數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學者所記”（《漢書·藝文志》）。孔子死后，門徒“七十子”散居各諸侯國，他們的學生又各傳其師說﹐所傳的講禮的文章流傳至漢已有一百數十篇，相當繁復。漢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對“經”的解說稱為“傳”或“記”，《禮記》因此而得名，即指對“禮”的解釋。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131篇，戴德所選的85篇本為《大戴禮記》（今殘），戴圣又選49篇為《小戴禮記》。戴德選編的《大戴禮記》，在后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時只剩下了39篇。《大戴禮記》現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盧辯注。戴圣選編的《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本子各有側重和取舍，亦各有特色。東漢末年，大經學家鄭玄為《小戴禮記》做了出色的注解，后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上升為了經典，到唐代則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以后又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天下士人必讀之書。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東漢鄭玄的《六藝論》、晉代陳邵的《周禮論敘》和《隋書·經籍志》都認為是西漢禮學家戴圣編定的。后又經近代學者的研究，認為這種傳統說法存在一定問題。西漢時期立于學官的五經是《易》《書》《詩》《禮》《春秋》。所謂《禮》，指的是《士禮》，也就是晉代以來所稱的《儀禮》。先秦禮學家們傳習《儀禮》的同時，都附帶傳習一些參考資料，這種資料叫作“記”。西漢禮學家們傳授《儀禮》的時候，也各自選輯一些“記”，作為輔助材料。“記”，就是對經文的解釋、說明和補充。這種記，累世相傳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時之作。它們共同的特點是：都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而成，附《儀禮》而傳習；沒有獨立成書；因為是附帶傳習的資料，往往隨個人興趣而有所刪益，即使是一個較好的選輯本，它的篇數、編次也沒有固定。東漢史學家班固在他的《漢書·藝文志》禮家書目中說，“《記》百三十一篇”。西漢的禮學純屬今文學派，盡管禮學家們彼此的學術觀點也有歧異，但他們都排斥古文經記，而且當時一些古文經記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見不到。西漢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經籍的劉歆，建議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為官學，結果遭到學官博士們的一致反對，劉歆斥責他們“抱殘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漢禮學家們各自選輯的“記”，不會也不可能收進他們所排斥的當時尚未行世的古文經記。可是由東漢中期留傳至今的《禮記》中，就羼進了古文學派的文字。因此，不能說今天所見的這部《禮記》是西漢禮學家戴圣編訂的。

西漢平帝時期，王莽當政，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于學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經學20多年。東漢王朝建立后，立經學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禮》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兩家，把王莽時期所立的各種古文經學再次排斥在官學之外。雖然如此，由于古文經學已大興于世，從總的情況來看，今文古文兩個學派日趨融會。東漢時期的大多數今文學派的禮學家，為了適應皇朝的禮制需要，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不再甘心“抱殘守缺”地傳習《士禮》，而致力于“博學洽聞”，從而在資料的匯輯上也趨向兼收并蓄。因此，西漢經師們選編傳抄下來的各種選輯本，經過東漢經師之手，自然不免羼進了一些已經行世的古文記。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刪益，到東漢中期大多數“記”的選輯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即《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其實這兩個“記”的選輯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儀禮》而傳習的“記”的選輯本原貌。關于這個問題，洪業先生在《禮記引得序》中有極為精細的考辨。

因為大經學家鄭玄給東漢中期定型的收有49篇“記”的選輯本——《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使它擺脫了從屬《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漸漸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傳習。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不少有關《禮記》的著作。到了唐朝，國家設科取士，把近20萬字的《左傳》和10萬字的《禮記》都列為大經，5萬字的《儀禮》和《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因為《禮記》文字比較通暢，難度較小，且被列為大經，所以即使它比《儀禮》的字數多近一倍，攻習《禮記》的人還是很多。到了明朝，《禮記》的地位進一步被提升，漢朝的五經里有《儀禮》沒有《禮記》，明朝的五經里則有《禮記》而沒有《儀禮》。在這一歷史時期，《禮記》與《儀禮》在經學系統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由于東漢后期大戴本不流行，小戴本便用來專稱《禮記》，而且還和《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思想家都試圖從中尋找到有益于自身與社會的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注釋的書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注本除鄭玄的《禮記注》之外，還有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此外比較有名的還有宋代衛湜的《禮記集說》、清代杭世駿的《續衛氏禮記集說》、清代朱彬的《禮記訓纂》、清代孫希旦的《禮記集解》等。當然，宋代以下的這些注解書，卷帙浩繁，也不夠精審，不必通讀。從經學史的角度來看，十三經當中唯有《禮記》一種，清人沒有做出新疏，清人關于注釋《禮記》的著作，從總的情況來看，還沒有超過唐人孔穎達《禮記正義》的。所以，讀《禮記》的注解，還是應以鄭玄的《禮記注》為主，孔穎達的《禮記正義》為輔。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參考書籍，聊備翻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