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人·屈原

中國第一個大詩人。名平，字原，楚國王室的同姓貴族。楚武王之子瑕在春秋時封采邑于屈地 (傳說在今湖北秭歸)，遂以屈為姓氏，這就是屈原的先祖。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被楚懷王任命為左徒。據現代學者考證，左徒地位僅次于令尹 (宰相)，是楚國內政外交方面的重臣。屈原所處的時代，正值七國爭雄之際，鹿死誰手，還殊難預料。屈原作為貴族重臣，力主變法圖強，聯齊抗秦，曾兩度出使齊國，為楚懷王所依重。后佞臣上官大夫爭寵，在楚懷王面前進讒，說屈原宣稱楚國的王令非他莫能制定，也就是說，懷王不過是傀儡。懷王大怒，屈原被罷免左徒之職，轉任三閭大夫。三閭大夫相當于后代的宗正，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的宗族事務，品級并不低，但卻遠離權力中心，對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再不能產生影響。但出于 “忠君愛國” 之心，屈原依舊發表自己的政見，結果被楚懷王放逐到漢北。后來，楚懷王入秦被扣，頃襄王繼位，由于屈原堅決反對頃襄王的親秦政策，又被放逐到沅、湘一帶。當秦軍攻破楚國郢都以后，屈原悲憤交加，在絕望之中，投汨羅河自殺。屈原之死，不是后代所謂 “殉節” 或“愚忠”，而是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原因。戰國時代，諸侯力政，游士縱橫天下，君擇臣，臣也擇君，合則留，不合則去，如幫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李斯就是楚國人。西漢司馬遷對屈原的人格贊美備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但對其自沉汨羅的行為卻表示不解： “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其實，戰國諸侯非同后代大一統王朝，而是以氏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王國，秦國的勝利，是秦民族和秦文化的勝利;同理，楚國的失敗，也是楚民族和楚文化的失敗。屈原作為同姓貴族，與楚國及楚文化有著生死相依的聯系，這種一往情深而帶來的錯綜復雜的心理矛盾，決非后代的忠君思想所能比擬。屈原是楚國文化所化之人，用現代史學家陳寅恪的話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也就是說，屈原之死，是楚國文化衰落的象征，是人生悲劇，更是文化悲劇。屈原的作品，以其宏大壯闊的氣勢和一唱三嘆的宛轉，表現的是楚文化的燦爛輝煌、瑰麗神奇 (如 《九歌》)，表現的是楚國貴族面臨文化衰落之際的心路歷程和不被理解的痛苦 (如《離騷》、《九章》)，表現的是楚國哲人對宇宙人生社會歷史的思索和詰問 (如 《天問》)。將個人情感和民族精神融為一體，而成為楚文化的象征，這就是所謂 “楚辭”。正因為如此，屈原的作品除了 《九歌》 而外，是很難以輕松愉快的心情，從所謂 “純欣賞”的審美角度來 “賞玩” 的。其錯綜復雜的情感，司馬遷已表示難以理解，揚雄甚至作 《反離騷》，東漢班固以為屈原是 “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王逸將其視為 “履忠貞而被讒邪” 后的怨憤之辭。直到南宋朱熹以 “忠君愛國” 來解讀屈原，也只是塑造了一個儒家所謂的 “忠臣”形象。秦漢以后，生活在大一統時代的士大夫們，多從屈原的作品中讀到個人的不遇，讀到君臣之間的難以理解，而這正是屈原作品引起歷代士大夫共鳴的主要原因。故魯迅曾非常俏皮甚至近于刻薄地說： 如果賈府的焦大會作詩，他也會作一篇 《離騷》 的。真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