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宗教、哲學·遼金文學與宗教、哲學·金代哲學、宗教與文學

金代文化遠非遼代所可比。《金史·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在金統治北方的一百多年中，文學、史學都取得了輝煌成就。哲學雖不及文、史發達，但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佛教繼續在北方盛行，全真道教形成并逐漸發展。北方儒學是在傳統儒學的基礎上吸收佛、老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宋代理學而形成的雜糅體。在如此背景下，文學的發展，自然呈現出與南宋文學鮮明的差異。

自宋靖康南渡，道統隨之南遷。元人虞集《廬陵劉桂隱存稿序》云：“中州隔絕，困于戎馬，風聲習氣，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清代翁方綱進一步概括為“有宋南渡以后，程學行于南，蘇學行于北”(《石洲詩話》卷五)。這些論述指出了當時南北學術之不同，是有意義的，但其對北方學術的概括，并不準確。金代學術可以說是在傳統儒學與佛學與理學的矛盾中發展的，這可以作如此簡單概括：一是儒釋異同之爭，二是對理學的排拒與吸納。我們不妨以金代三大學者趙秉文、李純甫、王若虛為代表來分析這兩對矛盾及其對文學的影響。三人同為金代大儒，而融合佛老，李純甫為甚，其次是趙秉文;而對于宋代理學，趙秉文吸納最多，李純甫排拒最力。由此形成他們三人各不相同的文學主張和詩文風格。

首先看儒釋異同之爭。趙秉文是兼容儒釋、主盟儒道的。秉文大定進士，有才學，工書翰。歷官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翰林直學士，翰林侍講學士，轉侍讀，知集賢院，后為禮部尚書。在金后期主盟文壇近四十年。元好問《閑閑公墓志銘》評其為學“不溺于時俗，不汨于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后已”。又云：

公究心佛老之說而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為害于世者，其教也。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為之作文章，若碑志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

——《元遺山集》卷一七

影響于文學，則“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元遺山集》卷一七)。

與趙秉文兼容儒釋、主盟儒道不同，李純甫則援儒入釋，推釋附儒。純甫在金地位不及趙秉文，也曾兩入翰林，連知貢舉。據《金史·文藝下》，“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他的喜佛，也可能與其經歷及個性有關。《金史·文藝下》云：

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奧義。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對比是，趙秉文晚年自編文集，“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然其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以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劉祁《歸潛志》卷九。)。而李純甫晚年“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余應物文字為‘外藁’”(《金史·文藝下》)。

劉祁《歸潛志》卷九載，金宣宗興定間，李純甫再入翰林，時趙秉文為翰長，與朝中一班文人“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劉祁在這里特地將趙、李二人做了比較：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秕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圣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

趙閑閑本喜佛，然方之屏山，頗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余嘗從王從之言：“公既欲為純儒，又不舍二教，使后人何以處之? ”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

此所謂從之、王丈均指王若虛。

由儒釋異同論之差別，帶來了趙、李二人文學思想上的很大分歧。首先是師經明道與叛道師心的對立。趙秉文強調師古，反對恣肆放縱任一己性情之偏：“豈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后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人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為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①李純甫之論可謂針鋒相對，說：“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聲發而為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則詩者，文之變也，豈有定體哉?故‘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圣賢相雜而無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議論之不公耶! ”^②《中州集》卷四錄其《為蟬解嘲》云：“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為師。千偈瀾翻無了時，關楗不落詩人詩。屏山參透此一機，髯弟皤兄何見疑?”在他的心目中，泯去了圣人與“役夫室妾”的差異，沒有神圣，只有自我，只有一己的心靈。他強調“師心”，充分張揚詩人的個性。趙、李文學主張的再一分歧表現在風格的崇尚上。趙秉文要求詩文追求中和之則、閑雅之態，李純甫為文則追求雄奇簡古。趙秉文在《中說》一文中說：“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滏水集》卷一)又其《送李按察十首》其四云：“一偽喪百誠，中和為士則。”(《滏水集》卷三)這些都是論為人，同時也是論為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他稱贊歐陽修文章的“從容閑雅之態”和黨懷英之“文章沖粹”(《滏水集》卷一五)，而李純甫則“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詞雄奇簡古”(《歸潛志》卷一)。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對趙、李二人思想與文風追求異同的分析很可借鑒：

李純甫個性狂傲，少負才，有經世心。長不見用，遂縱酒自放，無意仕進。歸隱期間更多與禪僧士子游，唯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又好佛老，“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后，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為五圣人”(《汪堯峰文集抄·鳴道集說序》)……其思想言行在當時可算得上異端之尤，因此其文章詩歌遂多出于恣肆狂怪一途，故趙秉文以“最硬”譏之。相反，趙秉文一生“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疏曠，無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歸潛志》卷二)。其思想雖亦間涉佛老，但終竟歸一于儒。他以中和之說論性，又本性論詩，故論文主張“不可執一體”，廣泛師承而又以雅正為歸。^①

金代思想界也有一些排佛老之論，自然也反映在文學理論上，但影響不大。

對理學思想的排拒與吸納，是影響金代文學思想和詩文風格的又一大因素。

《宋元學案》卷一百《屏山鳴道集說略》全祖望案有云：“建炎南渡，學統與之俱遷。”《元史·儒學一·趙復傳》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這些說法反映了宋金及元初理學傳播的大的趨向，但并不完全符合理學發展的歷史實際。宋建炎南渡，理學學統確實南移，但北方理學也一息為斷。南宋理學傳于北方，則在金章宗時期^①。在此之前，北方儒學則泛取傳統儒學及宋代諸儒之說，在與文學有關的方面蘇學占據主導地位。理學的北傳，當時的北方學者采取的態度是極不相同的。如果以三大學者為代表來說明當時的情景，則趙秉文是在傳統儒學的基礎上吸納，李純甫是大力排拒，王若虛是以蘇學為根據選擇吸收。趙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說》評理學說：“圣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后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圣之秘奧，教人于喜怒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為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至，其最優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大之言也。”“道學之弊，亦有以中為正位，仁為種性，流為佛老而不自知，其弊又有甚于傳注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他肯定了宋代理學家在學術上的貢獻，又對他們否定漢、唐及宋代其他學派的貢獻不滿。可見，他的評價，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都是以傳統儒學為參照做出的。

李純甫對理學的態度，可以從理學家對他的攻伐中來認識。南宋時有人選編宋代理學家的著作為一書，名《諸儒鳴道集》。此書流傳至北方金統治區，李純甫讀后，著《鳴道集說》一書加以批駁。李純甫之說在當時及后世都遭到了儒者的攻擊。清汪琬《堯峰文抄》卷二五《鳴道集說序》說：“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為五圣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為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為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于是發為雄詞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往往歸之于佛。凡宋儒之辟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于程、朱，無得免者……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間亦有之，然未有縱橫捭闔敢于偭圣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與! ”清人撰《宋元學案》，特附《屏山鳴道集說略》加以批駁。但事實上，李純甫并不是全面否定宋代理學，他要攻擊的，是理學中辟佛老的部分，其書宗旨，與李純甫同時的耶律楚材在《屏山居士鳴道集(說)序》(《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四)已經揭明。李純甫在《鳴道集說》中也高度肯定了理學諸家的學術貢獻，說：“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刬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于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于應對灑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圣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骎骎乎與孟軻氏并駕矣。”(《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他所稱賞的所謂心學、敬(靜)、誠諸說，實多取于佛老二家，即 “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 的部分。可見他對理學的批駁與肯定，都以佛老之學為根據。

王若虛對理學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他在《道學發源后序》一文中說：“自宋儒發揚秘奧，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于至粗，極于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后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道豈淺淺哉!”(《滹南遺老集》卷四四)此論似乎比趙秉文還要激進，因為趙秉文對宋儒的否定漢唐諸儒深致不滿，而王氏此論完全是宋儒“為潛圣續絕學”的論調。但是，王若虛卻在理論上對理學有深刻批判，其《論語辨惑序》說：“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理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為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為排異端而實流于其中，亦豈無罪也哉!”(《滹南遺老集》卷三)

從文學的角度看，趙秉文倡導復古，提倡文學的宗經，說“六經吾師也”，要求詩作的溫柔敦厚，都表現了濃重的傳統儒學的詩教色彩，而他對“中和”的提倡，對“從容閑雅”的推重，表現了他在傳統儒學基礎上對理學審美趣尚的接受。李純甫的詩風文風主張，都是和理學旨趣對立的，他追求的怪奇風格，是宋代理學家所深惡痛絕的，他對與理學精神相一致的紆徐和雅、平波微瀾、雍容板正的詩風文風，以及文學思想中的極端社會功利目的則猛烈抨擊，此已無須細說。王若虛的文論主張，明顯表現出站在蘇學立場上對理學文學思想的反動。在《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上，他批評理學家呂希哲對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一句詩的解釋，進而批評解詩中的社會功利性的附會，顯然表現了對理學的不滿。他論詩推崇蘇軾，宗尚自然，說：“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滹南遺老集》卷三九《詩話》中)認為“天然好語，不待主張”(同上)，其《戲作四絕》之二云：“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袞袞筆頭傾。”他提倡詩應 “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上)，也是與理學性情論矛盾的。他追求詩文的“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朱子語類》卷一三九)，當然是和朱熹的 “這文都是從道中流出” 對立的。但是，蘇學在王若虛這里，似乎主要是一種精神武器，從文學的視角看，不管是具體的文學主張，還是他的詩文風格，都與蘇軾相去甚遠。他作品中最為靈動的詩，也不具備蘇軾作品中灌注和流動著的精神氣韻。如其 《還家》五首其一：

日日他鄉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不但人非物亦非。

——《中州集》卷六

到金元之際的一代文論家，在對待理學的問題上趨于成熟，他們論文主張融會文與理，如王郁“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一之，方盡天下之妙”(《歸潛志》卷三)。在抒情文學中則主張廢棄理學的影響，《歸潛志》卷一的一段話，表達了劉祁和王郁(字飛伯)兩人的觀點：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后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讀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為然。

這種說法，在那個時代，無疑是大膽而有價值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不管哪一派的詩文和文論家，都擯棄了宋代理學的“文章害道”說，這應該是金代文學能夠取得輝煌成就的一個哲學的、文化的內因。

道教在金代也相當興盛。特別是新出現的全真道教，其教徒多為文人士子。他們也從事詩文創作，有些作品也達到了一定水平，如全真教主王喆的《六月聞蟬》：

退下烏軀體更輕，高槐美蔭喜長鳴。逍遙枝上亭亭坐，自在風前款款鳴。

宣教而不流于概念化。

注釋

①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滏水集》卷一九。② 《中州集》卷二《劉汲小傳》引。① 第85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① 參考魏崇武《金代理學發展初探》,《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