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八股文·明代八股文的流變

《明史·選舉志》云：“論者以明舉業文字比唐人之詩，國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萬比中唐，啟、禎比晚唐云。”俞長城、孫維祺和呂留良對明代八股文的分期基本與《明史·選舉志》相同^②。而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認為：“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方苞在《欽定四書文》“凡例”中把八股文的發展分作四個時期，也把明初至成、弘皆看做初期。成化間八股文已經相當成熟，出現了王鏊、錢福等制義大家，如果把這個時期作為八股文發展的初期，顯然是不合理的。

自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開科舉，中間曾因科舉虛文無實用而停科數年，終因找不到替代的辦法而不得不于洪武十七年(1384)再次采用之。自洪武至天順，以科舉出身而有文名者，有黃子澄、丘浚、解縉、薛瑄和商輅等人。這一時期的八股文，多如顧炎武所謂“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破題多用對句，用散句也不止于兩句，小講簡略，不似成化以后那樣繁復。梁章鉅《制藝叢話》卷四以洪武乙丑科黃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有明制義第一篇文字。黃氏此題出自《論語》“季氏第十六”，洪武、建文間十余年，乙丑、丁丑、庚辰三科會試皆出此題。正如丘浚所言：“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系人倫治道者，然后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于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經諸子史也。”(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一引)

對于明前期八股文的發展，丘浚評論說：“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輯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同上)可見明代初期八股文尚有辭賦氣息，如上文所引黃氏之文即是。丘氏既有改革文體的志向，機會來了，他是不會放過的。成化十一年(1475)丘氏擔任會試主考，“時士子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繳名。考官丘浚因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正。故廖道南謂明興舉業爾雅，自丘文莊公知貢舉始”(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卷七)。八股文發展到成、弘、正、嘉，進入鼎盛時期^①，作手林立，名作如云。這一時期的八股文以兩句散語破題為特征并逐漸成為定制，小講內容逐漸豐富，作家們不斷追溯唐宋時期韓愈、歐陽修、曾鞏等人的古文，豐富了八股文的創作，最終形成了方苞所謂“以古文為時文”的時期。吳寬、王鏊、錢福、唐順之、薛應旗、茅坤、歸有光、瞿景淳和胡友信等人為代表作家。

這一時期的八股文又可分為兩個時期——成化和正嘉。前者以錢、王為代表，后者以歸、唐為代表。而吳寬可視為由初期向盛期轉化的一個代表。吳寬的八股文中多以對句破題，如《樂天者保天下》以“所存者出于自然，所保者極于無外”破題，“子在齊聞韶”一節以“圣人寓鄰國而聽古樂，學之久也專，稱其美也至”破題(見俞長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一冊)，這在成化以后的八股文中是極為少見的。而王鏊的出現，標志著八股文臻于成熟。俞長城極力稱贊他的成就：“制義之有王守溪，猶史之有龍門、詩之有少陵、書法之有右軍，更百世而莫并也。前此風會未開，守溪無所不有;后此時流屢變，守溪無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實，氣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備。”(梁章鉅《制藝叢話》卷四引)凌義遠對王鏊的制藝也給予高度的評價：“制藝之盛，莫如成弘，必以王文恪公為稱首。其筆力高古，體兼眾妙，既非謹守成法者所能步趨，亦非馳騁大家者所可超乘而上。”(同上，卷一二引)王鏊制義體制樸實，氣象闊大，書理純密，裁對整齊，集前世之大成，開后世無限法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一文是王鏊成化十一年會試所作元墨，主考官丘浚批云：“修辭潔而立意大，是宜表出。”(《成化十一年會試錄》)確實道出了王鏊制義的精髓。“修辭潔”意味著言辭淵雅整飭，“立意大”意味著命義正大弘遠，這和清人標榜的清真雅正的八股文評判標準是頗為接近的。錢福是和王鏊齊名的又一位制義大家，俞長城稱贊他道：“錢鶴灘少負異才，科名鼎盛，文章衣被天下，為制藝極則……鶴灘之文，發明義理，敷揚治道，正大醇榷，典則深嚴，即至名物度數之繁，聲音笑貌之末，皆考據精詳，摹畫刻肖，中才所不屑經意者，無不以全力赴之。”(梁章鉅《制藝叢話》卷四)錢福制義辭章典雅，湛深經籍，制義至此可以羽翼傳注，非后世高心空腹，一味追求技巧和辭華者所能比。王夫之對八股文整體上評價不高，因此他對錢、王二人不無揶揄：“錢鶴灘與守溪齊名，為之曰‘錢王兩大家’……緣國初人文字只用平淡點綴，初學小生，無能仿佛，錢、王出以鈍斧劈堅木手段，用俗情腐詞，著死力講題面，陋人始有津濟，翕然推奉，譽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掃地盡矣。”(《夕堂永日緒論外編》)這段話從反面證明了錢、王在八股文發展史上的地位。“著死力講題面”一語雖不中聽，卻也道出了作八股文的秘訣，那就是圍繞題目上下四方地去描繪、論述，以做到題無剩義。

八股文發展到唐順之和歸有光，又進入另一個境界，那就是方苞所極力宣揚的“以古文為時文”的階段(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俞長城的《一百二十名家全稿》在評論王鏊等人的八股文時，已多次使用“古文”一詞，而方苞為什么要強調到正、嘉才出現“以古文為時文”的局面呢?其實，方苞使用“古文”一語和俞長城有所不同。“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一直是方苞追求的理想，也是他衡文的標準。因此，他的古文觀一直是和理學糾纏在一起的。俞長城沒有這樣重的道學氣，更多是從形式上著眼的，這是他們的根本區別。

“嘉靖八年，是科初變文體，以簡勁為主，其程式文僅三百字”(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二八禮部類科目條)。而此科會元正是唐順之，其元墨之作《請問其目》一文，方苞引原評曰：“荊川三墨，唯此可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矣。”(方苞編《欽定正嘉四書文》卷三)錢、王之后，唐順之崛起，“唐荊川代興以后，天下始不稱王、錢。”(《欽定化治四書文》卷六，錢福《春秋無義戰》一章之評語)明代仕途，非由進士出身者不貴，而進士一科，非得元者不榮，故舉世趨之若騖，科舉文字于是有元脈、元派、元度和元燈之說(《制藝叢話》卷一二)。自成、弘、正、嘉到隆、萬，元墨之作一直受到舉子們的重視，成為學習和揣摩的對象。吳寬、商輅、王鏊、錢福、唐順之、瞿景淳、鄧以贊、湯賓尹等都是會試會元，都是明代八股文發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他們之所以能在會試中一舉奪魁，毫無疑問八股文符合考官們的標準，也就是符合了朝廷的意愿。他們靠迎合朝廷的意愿獲得利祿，朝廷則利用他們的文章推行自己的道統和文統。

正、嘉間八股文與古文的融合，與朝廷的旨趣有關。洪武六年(1373)，“詔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頒韓愈賀兩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為天下式”。弘治七年(1494)，“令作文務要純雅通暢，不許用浮華險怪艱澀之詞”。嘉靖十一年(1532)，禮部奉圣旨，“文運有關國運，所系不細。今后會試文卷務要醇正典雅，明白通暢，方許中式”(均見張朝瑞《皇明貢舉考》)。這是朝廷表彰古文的明證。而在讀書人中間，為了科場順利，自然也在積極效法唐宋先賢。考官丘浚在成化間的一份考卷上批道：“近時無故刻行晚宋程文，學者漸染之，作出一種雕刻文字，殊壞文體。”(《成化十一年會試錄》)歸有光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為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卷五《跋程論后》)在他們看來，學唐宋是必要的，但不能太功利，只學習與科舉有關的論策之類，要通經學古，發為文章，才能醇正通暢。

在八股文的演變中，真正開始以古文為時文的作家是唐順之^①。唐順之制藝，極熟于古文法度，循題腠理，隨手自成剪裁，而能貫通經旨，首尾天然綰合。楊古樓評唐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文說：“古文氣脈，時文聲調，讀之鏗然，令人快意。”(見《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冊)所謂“古文氣息，時文聲調”，也就是“以古文為時文”。因為在正、嘉以前，特別是化、治以前，制藝文確實是另一副面孔。如上文提到的黃子澄文，具有駢體賦的特征，幾乎全用對句，文句不甚暢通。商輅是正統間的狀元，也是明代唯一連中三元的舉子，他的制藝應該是當時的代表之作。在《一百二十名家稿》中有幾篇他的作品，俞長城的評語中有“絕妙語錄”、“臺閣文字”等用語，“語錄”應該是指朱熹語錄的影響，而“臺閣文字”大多是指雍容華貴而又有駢儷氣息的文字。當然商氏的制藝不是語錄，也不是駢文，只是含有這兩種因素，還沒有形成統一的風格。在這個背景下“古文氣息，時文聲調”就好理解了，它無非是用古文的散句行文，而從整體上保留了整飭的布局，同時注重字句平仄的協調，使人讀起來瑯瑯上口。

如果說唐順之的影響力來自上層的話，那么歸有光就是來自民間。王世貞評介他說：“于書鮮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于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先生于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中于昌黎、廬陵。”(《弇州史料后集》卷二六《歸有光像贊并序》)同樣是“以古文為時文”，歸有光比唐順之更進一步，由唐宋而窺秦漢，雖然其結果不過是“折中于昌黎、廬陵”，卻給桐城派提供了思路。如他的《“獨樂樂與”二段》一文，俞長城評曰：“思議憑空，筆意樸拙古淡，而雋味逸韻，尋繹不厭，由其熟于宋人經義，故不入王、唐熟徑。”《“孟子見梁”三節》文，俞評曰：“故事文卻用道學語，節奏段落俱有風神。此真韓、歐、程、朱合而為一者。”(均見《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五冊)從這些評語看來，歸有光有意與王、唐大家區別開來，上溯秦漢，追求古拙之氣;深味程朱道學，以啟立言之功。

歸有光不但師法唐宋古文，更深入秦漢，探究所謂“龍門家法”，熔經史于一爐，發為文章，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風氣為之一變。對于唐順之、歸有光的“以古文為時文”，俞長城評論說：“歸、唐皆以古文為時文，唐則指事類情，曲折盡意，使人望而心開;歸則精理內蘊，大氣包舉，使人入其中而茫然。蓋由一深透于史事，一兼達于經義也。”(俞長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冊，唐順之《三仕為令尹六句》一文總評)相對于錢、王而言，歸、唐八股文的道學氣息加重了，這也是后來的評論家如方苞、艾南英和呂留良等重歸、唐不重錢、王的原因。尤其是呂留良，更以道學家自任，在他眼里，唐順之尚不夠格，他心儀的作家大概只有歸有光(《晚村呂子評語余編》卷首)。艾南英、錢謙益等人也極為推崇歸有光，于是歸有光就逐漸成為明代最重要的八股文大家。以方苞為代表的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古文創作群體，在他們的文統中，歸有光占有重要地位，即“唐宋八大家-歸有光-桐城派”，這一文統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五四前夕。歸氏科場蹭蹬，年且六旬才進士及第，八股文是他的常課，因此他雖然提倡古文，卻不可避免八股氣息的沾染。黃宗羲對此評論：“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以古文為時文，固是八股的高妙境界，而以時文為古文，卻是不入流的。歸氏以文道合一為己任，卻被人指責為以時文為古文，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其實在正、嘉年間，官方認可的八股大家是王、錢、唐、瞿(王鏊、錢福、唐順之、瞿景淳，另一種說法是王、唐、瞿、薛，退錢福而進薛應旗)，這四人都是會元。瞿氏是嘉靖甲辰科會元，曾任南京吏部侍郎，《明史》有傳。他的八股文純熟精美，文字細密，技法精湛。如《“武王不泄”二句》文，俞長城評曰：“時文之體，古文之氣，先王之法，大家之神。昆湖諸墨，此為第一。”(《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五冊)這說明瞿氏確實熔冶諸人之美，達到極致。然而瞿氏和他同時代的周思兼等人的制藝，構思精巧，文字細密，轉折輕圓，漸開隆、萬談機法的途徑。

八股文發展到隆、萬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上下照應之法至此乃精，軟媚之態自此始重。正、嘉作者以義理精實、格調渾厚為宗，而隆、萬作者以神韻清微、清瑩空明取勝。鄧以贊、黃洪憲、胡友信、趙南星、湯顯祖、陶望齡、董其昌、湯賓尹、吳默、鄒德溥、許獬、韓敬、方應祥等人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與以往相同，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仍然以會元、名臣和知名文人為主，會元之作尤起主導作用。

由于要避免抄襲，這時期的八股題目愈出愈怪。初期八股題目意思完整單一，至隆、萬則整章題、數節題和截搭題成為很平常的事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八股作家不得不磨礪技藝，對付這個惡魔。于是他們更加注重照應之法、吊挽之法、補題之法、虛實正反之法。對于長題，前輩作家多是循題敷衍，依注作疏;隆、萬作者則別出手眼，他們像老牛吃草一樣將題目咀嚼消化，然后猶如捏面團一樣隨意擺弄，作成文章能使題外一字不添，題中一字不漏，繁者簡之，散者整之，肌理縝密，章法渾成。而先正古文疏宕之氣，不可復見。

對于明代八股文的發展演變，阮吾山總結道：“有明墨牘，皆有程式相傳，奉為元程……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琢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楓山懋、吳匏庵寬為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潔以贊、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文節廷機，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傷氣，湯霍林賓尹以柔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茶余客話》卷三)這一段文字從“元脈”的角度把明初至隆、萬八股文的演進講得很明了。后人可能不太明白為什么對會元文章那么重視，其實只要明白八股文是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而會元無疑是考試成功的一個標志，無論誰要想考試過關，學習、揣摩會元文章都是一條捷徑。因此會元之作的演變，標志著八股文評價標準的演化，也是八股文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八股文發展的另一線索是歸有光文統的發展，正、嘉間以歸有光和茅坤為代表，隆、萬間以胡友信為代表^①，艾南英則可稱為啟、禎間的代表。在上述兩條線索之外，一些理學名臣、文學之士的制藝也占據著一定的地位。如趙南星、顧憲成、湯顯祖、董其昌等人就是這樣的代表。

八股文發展到啟、禎，有論者認為這個時期正式考場上的八股文已不復興盛，而文人們平時所作的八股習文比較有價值：“頌既不復，雅亦鮮傳，獨其窗稿、社課反足名家，是即國風之遺也。”(俞長城《俞寧世文集》卷四《先正程墨晚集小引》)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艾南英、陳子龍、吳偉業和黃淳耀等人。與以往不同的是，啟、禎間的八股名家多是民間操選政者，如艾南英就是一個知名的八股選家;文人結社議論朝政、探究八股逐漸盛行，如復社、幾社等，其領袖人物如張溥、陳子龍對八股文的發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對于這種現象，俞長城有中肯的評價：“商周以前，道統在上，春秋以后，道統在下;慶歷以往，文統在上，啟、禎以來，文統在下。道統在上則治，道統在下則亂;文統在上則盛，文統在下則衰……明之盛也，瓊山、西涯諸公獨辟宗風，震澤、毗陵諸公遞傳元脈，文統在上者也;及其衰也，霍林、求仲以不用而游于藝，千子、吉士以不遇而立其言，文統在下者也……乃二三十年來，風會靡而不起，學術雜而未純，何也?此其故，一在于主司，一在于選家。今之為主司者，未遇而事揣摩，既不如古人之源流其貫;既仕而疏筆墨，又不如古人之仕學相資，且喜夾袋中之有物，遂誣場屋內之無人，而文統之在上者不可問矣。今之為選家者，或矯激而執己之偏，或委曲而徇人之好，多譏訕以快忿，時偽竄以失真，而文統之在下者不可問矣。”(《俞寧世文集》卷四《先正程墨序》)霍林即湯賓尹，萬歷乙未會元;求仲即韓敬，萬歷庚戌會元，選有《程墨文室》。可見在萬歷間風會已開始轉變，至啟、禎間更加變本加厲，以會元身份選文的有陳名夏的《明文六十家選》，其他有陳子龍的《程墨隆運集》，艾南英的《明文定》《明文待》等，把自家制藝結集出版的更是比比皆是。這一方面說明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版業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一方面也說明了當時王綱解紐，文統旁落，群龍無首的局面。八股文發展中的“元墨”一線可以說到此中斷。這一時期八股文的發展有兩個流派占主導，一個是以艾南英為代表的江西派，另一個是以陳子龍為代表的云間派。

有明一代，江西制藝極盛，“國初文運惟江西獨盛，故時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謠”(《皇明三元考》卷四)。自商輅之后，文運轉移江左，歷成、弘、正、嘉以至隆、萬，江左名家輩出，極盛一時。江西在晚明再度崛起，萬歷癸未(1583)一科，鄒德溥、萬國欽、湯顯祖和葉修四人一榜并中，時人稱“江西四雋”。四人面目各殊，有家無派。其后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和艾南英同為豫章人，論文宗旨又比較接近，時稱“四大家”。艾氏刻四人所作行之于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為“章羅陳艾”(《明史·文苑傳》)。論才情艾氏不及前三人，但在八股理論和八股評選方面，艾氏的地位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可謂傾全力于八股，真正把八股當做一項事業來做。他說：“予以積學二十余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雜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艾南英《前歷試卷自敘》，《明文海》卷三一二)從這一段話里可以看出當時制藝是多么駁雜，泛濫百家，無非都是為制藝作取材，離學問之道尚有一定距離。以前作文必遵傳注，至陳、章輩出，乃咀嚼白文，挹取群言，自出精意，故能高步一時。然先正矩度不復恪守，避難就易之習在所難免。江西四家論文宗旨與歸有光相近，為文取法唐宋，上窺秦漢，故可納入“以古文為時文”一派中。呂留良對于歸有光與艾南英之間的關系有這樣一段評論：“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樊籬;而千子表彰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后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晚村呂子評語余編》卷首)從重視道學與文法這一點上講，這一流派可視為桐城派的先聲。對于這一流派，黃宗羲頗為不滿，說：“千子于經術甚疏，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于先入，改頭換面而為古文，競為摹仿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為黃茅白葦矣。”(《南雷文定三集》卷一《鄭禹梅刻稿序》)然而歸有光這一統系的制藝，經過明末清初艾南英、錢謙益、呂留良以及方苞等人的不斷張顯，逐漸成為明清八股文的正宗。此外，金聲和黃淳耀也是這一時期與江西四子同樣重要的作家，他們與江西四子中的陳際泰、章世純并稱“金陳章黃”，方苞的《啟禎四書文》就是以這四人為標準選錄的(《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九，黃淳耀《強恕而行二句》一文總評)。

當時與江西派分庭抗禮的是以幾社的陳子龍、夏允彝為代表的云間派。他們特重魏晉六朝，特重對《文選》的學習，因此他們的八股文重文采，尚詞藻，駢偶的成分較重。明初的制藝也有較重的辭賦傾向，經過朝廷和主司不懈努力，最終達到洗去鉛華、獨存質實的境界。然而八股文作為一種考試文體，有著自己的特性和趨向，那就是逞才與獻媚，走向華麗是其不可壓抑的內在動力。而在明末，王綱解紐，主司乏力，文統在下，才學之士有著廣闊的空間可以隨意馳騁，八股文走向重文采一路也就可以理解了。對于江右與云間的矛盾，方苞說：“幾社之文多務怪奇，矜藻思，用此為西江所詆排。”(《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五，夏允彝《微子去之一章》文總評)艾南英也對明末興起的六朝綺靡之風提出了批評，說：“使人怨大士、大力為魏晉抄手，猶可言。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為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麗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為蓍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天傭子集》卷五《再與周介生論文書》)云間一派重駢文、重《文選》的傳統影響很大，清代文選學、駢文的中興與此不無關系，在制藝方面，尤侗等人可謂傳人。

注釋

② 參見俞長城《俞寧世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1冊),卷四《先正程墨初集小引》《先正程墨盛集小引》《先正程墨中集小引》《先正程墨晚集小引》; 孫維祺輯評《明文得》(康熙四十七年金陵兩衡刻本);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抄》(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塾刻本)。① 方苞在《欽定四書文》凡例中認為,明初至弘治是八股文的形成發展期,正德、嘉靖才是鼎盛時期。這與他的古文觀點有關。①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二,歸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方苞評語:“以古文為時文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① 胡友信為嘉靖己酉舉人、隆慶戊辰進士,梁章鉅《制藝叢話》“題名錄”把他列為嘉靖間代表,而俞長城、方苞都把他列為隆慶間代表,本文以后者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