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文言小說·明中期文言小說

正統七年(1442)，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上書要求禁毀小說。統治者對意識形態控制的強化，使文言小說創作在隨后約半個世紀里出現了空白。直到成化末年，某些筆記中才開始出現若干類似小說的記載，弘治、正德時始有些志怪小說相繼問世。祝允明(1460—1526)《前聞記》里的《義虎傳》是較有代表性的一篇，它表現了對為富不仁以及道德墮落世風的揭露與抨擊，篇中關于“富子”的奸詐狠毒以及“窶子”夫婦劫后重逢慶幸心情的描述也十分細膩逼真。祝允明《語怪》中的《桃園女鬼》《常熟女遇鬼》等篇，也是情節完整描寫較細膩的作品。陸粲的《庚巳編》是此時重要的作品集，書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志怪且格物的記載，但也有情節完整、描摹細膩的小說，如描寫徐鏊與神女結合又分離的《洞簫記》。還有一些如《張御史神政記》《臨江狐》，既志怪又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而《守銀犬》則以獨特的構思塑造了一個守財奴形象，準確生動地描寫了當時商人的生活、心態及其經營。不過，當時志怪小說內容多是記神佛、妖精、物魅、幽冥、奇聞等事，藉以陳禍福、申勸懲、宣揚封建倫理道德與因果輪回報應的“叢殘小語”，精心編撰的情節完整、人物形象較為分明的作品只有屈指可數的幾篇而已。

此時明人筆記中開始出現一些描述朝野掌故、里巷傳說、民風習俗以及士流言行的逸事小說，它們一般混雜于記錄史實的文字，數量又較少，還有不少性質又似此似彼。那些作者的初衷是補正史之闕，其作之所以被稱為逸事小說，只不過是因為載錄的內容具有較生動趣味的情節而已，而在當時敢于頂著“人皆哂之”(曹安《讕言長語題記》)的壓力去記述瑣事軼聞確還需要有點勇氣。幸好，與讀者長期隔絕的某些宋人筆記如《容齋筆記》，此時重又刊印行世，使那些作者得到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祝允明曾寫道：“若有高論者罪其繆悠，而一委之以不語常之失，則洪書當先吾而廢，吾何憂哉! ”(祝允明《志怪錄自序》)陸深敘創作《金臺紀聞》緣由時就以“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作辯解(陸深《金臺紀聞題記》);陳沂撰《蓄德錄》則稱：“雖有不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齒者，雖細亦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蓄德錄題記》)自這些人重開載錄瑣事軼聞的風氣后，類似的著述便層出不窮。

逸事小說由記錄史實的文字脫胎而來，因此較偏重于真實性，那些作者多為一時名士，既可出入官場，又能接觸里巷傳聞，故而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世態風貌。就涉及官場的文字而言，歌功頌德者自非少數，但也不乏揭示莊嚴帷幕后面真相的諷刺描述，如闕名的《嵩陽雜識》、文林的《瑯琊漫鈔》、陸容的《菽園雜記》中都有這樣的記載。逸事小說中有不少是關于里巷傳聞的記述。百姓生活中時常會發生一些越出常理或令人驚訝的事件，它們在傳播過程中往往會被渲染得更為離奇，情節也愈發豐滿曲折，引起某些文士的注意后便被載入著述，如祝允明的《猥談》、黃瑜《雙槐歲鈔》中的某些記載，那些故事勸善懲惡的意味也較濃。還另有一類是掇拾名人雅士在品行、言語、舉止、性情等方面軼聞雋語的文字，其語言較精練，篇幅也甚短小，如沈周的《客坐新聞》、陳沂的《蓄德錄》、王锜的《寓圃雜記》等作品中，均可見這樣的文字。這些描述形似《世說新語》，且又有兩個明顯特點，其一是記載明代名人雅士的軼聞雋語，與時代基本平行;其二是散見于各種筆記之中，與志怪、雜述、考辨、議論等文字混雜在一起。此時笑話類作品也在前人著述影響下問世，最典型的便是陸采(1497—1539)仿效托名蘇軾的《艾子雜說》而寫成的《艾子后語》。

弘治、正德年間，寓言小說也是文言小說創作中的重要門類。這些作品在立意、形式、情節、結構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顯示出模仿前人的痕跡，但又常加進作者對現實生活的觀察與感受，對當時某種世態人情有較強的針對性。蕭韶的《桑寄生傳》是其中較別致的作品。此篇敘桑寄生由平民而遽登高位，最后終因溺于逸樂奢蕩而卒，其立意與結構與唐人《枕中記》有幾分相似，篇中喜歡插入詩歌，卻是《剪燈新話》之遺風，作者又特別強調沉溺女色的危害，意在批判當時漸至頹唐的世風。作品篇幅不甚長，但竟巧妙地嵌入近百個藥名，顯得格外別致。陸奎章的《香奩四友傳》也屬模仿前人的“游戲翰墨”(徐淮《題香奩四友傳后》)一類。“四友”指金亮、木理、房施與白華，即鏡、梳、脂與粉，每物各一傳。作者后又為周準、齊铦、金貫與索紉，即尺、剪、針與線各立一傳，分別稱《四友前傳》與《四友后傳》。作者以擬人化手法描寫以上八物，借以諷喻、批評社會上的某一類人，故又宣稱：“去其所以損者，以就其所以益者，則于紀綱之首、風化之端，尚亦有功焉。”(陸奎章《香奩四友前傳序》)馬中錫的《中山狼傳》融戲劇性、哲理性于一體，它以狼與東郭先生的生死存亡為背景，通過一系列變故迭出、扣人心弦的情節設置，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塑造了陰險殘忍的中山狼與仁慈得迂腐可笑的東郭先生這兩個鮮明典型的形象。很明顯，作者寫中山狼是為了揭露社會上那些貪婪兇殘、忘恩負義之徒的本性，如此嚴肅的主題絕非游戲筆墨所能表現。董玘的《東游記異》對現實的批判要激烈得多，它著重描寫人屈服于獸的淫威，衣冠者流紛紛向老狐吊喪的丑惡景象，借以影射當時炙手可熱的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塑造了一只群狐的后臺——“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的“白額虎”形象，將批判矛頭直指以皇帝為首的整個封建統治集團。

正德年間，陶輔“較三家(《剪燈新話》《剪燈余話》與《效顰集》)得失之端，約繁補略”寫成《花影集》(陶輔《花影集引》)，20篇作品中多數或為夫子自道，或為史傳實錄，但也有出色的杰作。其中，《心堅金石傳》是一曲凄婉的愛情頌歌，荒淫無恥、肆虐殘暴的蒙元統治者硬將李彥直、張麗容這對情人拆散、逼死，而作品結束時，作者以奇特浪漫的構想，進一步突出男女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不渝：他們的尸首被焚燒后，各自煉出色如金、堅如玉的對方雕像。這篇小說后來被改編成戲曲搬上舞臺，又被改寫成通俗小說更廣泛地傳播。《劉方三義傳》也同樣膾炙人口，后來它被《情史》《古今情海》與《玉芝堂談薈》等多部作品收錄，《醒世恒言》卷一○“劉小官雌雄兄弟”也是據此改編而成^①。該故事頗有傳奇性：劉方十二三歲時女扮男裝，隨父扶母喪還鄉，途中父死，開酒店的劉叟無后，遂認劉方為子，后又收留攜父母骨灰回鄉的劉奇為子。劉叟夫婦死后，劉奇、劉方勤于業，成為一鄉首富。最后劉奇發現劉方是女子，兩人結為夫婦。可是當寫到本該發生感人高潮時，作者卻生硬地搬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儒學說教匆匆收場。“關世教、正人心、扶綱常”(張孟敬《花影集序》)，這就是陶輔的創作傾向。

從成化到正德數十年間作品不多，但創作呈加速度發展態勢，質量也迅速提高。此時創作或較偏重實錄，希望以此補史家闕略;或視為蓄德之助，意在裨補世教;或借創作譏刺世事，寄寓感慨;或遇事可記，隨筆錄之。這表明多數作家尚不能正確地理解小說的性質、功用與地位，但都一致地肯定小說的存在價值^①。作家多為當時名士，其鼓吹與倡導使文言小說創作復蘇并較快地形成一定聲勢。這些作家一半以上是江蘇人，多數又集中在經濟、文化發達的蘇州地區，正表明創作復蘇并非孤立現象，而是與當時當地社會生活的發展水準緊密相關^②。

在隨后的嘉靖、隆慶兩朝五十余年里，輿論環境逐漸寬松，印刷業進一步發展，此時前代一些重要作品終于出現了明代刻本。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率先據宋本刊刻《世說新語》(據袁褧《重刻世說新語序》)，嘉靖二十五年(1546)洪邁的《夷堅志》出現第一個明刻本，但已無全本傳世^③，嘉靖四十五年(1566)《太平廣記》談愷刻本問世(據談愷《太平廣記序》)。陸采于嘉靖初年編刊《虞初志》(據《虞初志》卷一《續齊諧記跋》)，入選作品均為嚴格意義上的小說，而且除南朝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外，其余悉為唐人小說，唐傳奇中的精品都已收錄。當唐傳奇與六朝志怪都已較廣泛傳播時，在引起的社會反響中卻可以明顯看到一種雙重標準。人們閱讀時多偏愛唐傳奇，但作家卻更樂意描述志怪故事。陸采《冶城客論》93篇作品基本上都在講述狐精鬼神與奇聞異事，僅有《鴛鴦記》略具傳奇規模。楊儀《高坡異纂》共收作品50則，唯有卷下《娟娟傳》^④為傳奇體。閔文振《涉異志》的內容一如書名所示，40則故事全都言神志怪。此時的傳奇小說中，陸采的《鴛鴦記》敘述秀才鄭卿與施家大媳婦范氏相愛私通的經歷，人物形象刻畫并不鮮明，但以肯定態度描述婚外戀卻頗引人注目，作者的大膽只能用當時的社會風氣來解釋。這表明此時傳奇小說的復興并不只是對以往創作的簡單模擬，而是作家們借此反映現實生活的結果。楊儀《娟娟傳》的大部分篇幅敘述書生木元經因夢結緣，與娟娟成為恩愛夫妻的經過，結尾則是木元經新婚不到一個月，就被召去督運皇木，待他回京時娟娟已因思念成疾而死。小說情節奇幻，對新婚夫妻生離死別的描寫也哀婉動人。楊儀敘述故事時具體注明各情節發生年月，其意似在強調實錄性，但在客觀上卻讓讀者明了，嘉靖帝登基后大興土木建造樓閣園囿是導致悲劇的主要原因。蔡羽的《遼陽海神傳》描述了商人程宰在遼東的奇遇。他經商失利，卻有緣與海神相戀，并在她指點下屢獲暴利。這類故事體現了勢力膨脹的商賈要求按照自己的思想觀念重新造神的愿望，同時又以神話色彩裝點了他們探尋經商規律的努力。作者佚名的《保孤記》也是此時較重要的作品，它敘閣臣夏言死后其遺腹子的離奇經歷：出生后屢被暗算，虧得義仆忠心護衛才免遭毒手，在長大成人后終于回夏家認祖歸宗，其間的曲折與“趙氏孤兒”故事有幾分相似。此篇文筆樸實，但人物形象刻畫、氣氛渲染等方面都較遜色。作者著意于頭緒梳理，且特意注明各事件發生時間，傳奇性全靠經歷離奇體現。這篇小說在明中葉后傳奇小說創作從無到有的過程中起了路標作用，它表明有些人以實錄為起點，描述現實生活中較復雜曲折的事件，而作品經敷演增飾后逐漸變成傳奇小說。類似作品又有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中的《阿寄傳》，它就是《醒世恒言》中《徐老仆義憤成家》的故事原型。

在嘉靖、隆慶朝，逸事小說創作狀況基本上同于上一階段，但世風日下的狀況更嚴重，有些作品的批判性也就甚于以往。此時逸事小說多散載于各種文集，相比之下，何良俊(1506—1573)專敘歷代士人雋語軼事的《語林》就顯得十分醒目。它明顯受《世說新語》影響，全書共38門，與后書不同者僅多出“言志”、“博識”二門;又仿劉孝標之例，援引三百多種典籍箋釋正文，并注明出處。何良俊也有自己的創造，每門前都有小序，說明本門記事宗旨，有些條目后還加按語或辯證，都成為《語林》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語林》所記內容起于兩漢，止于宋元，共兩千七百余條，素材雖采自歷代典籍，但經取舍、剪裁、潤色并按一定次序編排之后，已形成統一風格，非雜抄眾書者可比。這部作品專記古事舊聞，作者有感于“今習俗已滲漓”(《四友齋叢說》卷三四“正俗一”)，所以通過大量素材的篩選與編排，寄寓了自己對現實的感慨與批評(文征明《語林序》)。幾乎同時問世的又有王稚登的《虎苑》，從歷代典籍中采錄有關虎的記載128條，分“德政”、“孝感”等14門，雖是言虎，宗旨卻在勸諷世道(王稚登《虎苑序》)。

嘉靖中期以來，圍繞一專題匯編前人有關描寫的作品集相繼問世。王文祿將歷代應對敏捷、遇事多謀善斷的故事編成《機警》，后來又編撰《龍興慈記》，所載均為神化朱元璋奪取天下的故事。王世貞(1526—1590)收錄歷代劍俠小說精品33篇編成《劍俠傳》，其中包括《虬髯客傳》(改題為《扶余國主》)等唐傳奇杰作，那些故事撲朔迷離又神秘莫測，劍客的俠腸義膽與鋤暴除惡亦甚快人心，因此問世后屢被翻刻。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集中描述有關杭州西湖的傳說以及史實、風俗，記敘杭州街道橋衢沿革的《委巷叢談》最富小說意味，而《幽怪傳疑》則全為志怪傳奇故事。楊慎(1488—1559)的《麗情集》也是專題性作品集，該書“采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證而成者也。以緣情而靡麗故名之”(李調元《麗情集序》)。題材雖偏于纖弱，但也頗受一部分讀者歡迎。此外，顧元慶專敘元末畫家倪瓚故事的《云林遺事》、黃姬水匯編歷代高潔之士安于清貧事跡的《貧士傳》等也都屬此類。這類作品便于讀者集中了解某一方面故事，它們的成批出現引起人們對以往小說的興趣。

除專題性作品集外，本階段中期后還出現一些題材較廣泛的前人作品匯編本，其中陸楫編輯的《古今說海》較早問世。此書共142卷，分說選、說淵、說略、說纂四部，其中說淵部集中收錄64篇傳奇，除宋人與明人各兩篇外，其余多為唐人小說的名篇。然而陸楫收錄時往往裁篇別出，巧立名目，開始了明后期小說叢書編纂中“妄造書名而且亂題撰人”的風氣^①。王世貞的《艷異編》采自古今志怪以及唐宋元明的傳奇、筆記、雜說等作，四十卷本共收作品361篇，唐傳奇中的精品幾乎均被收錄。“艷”與“異”是作者選編標準，即收錄描寫愛情與靈怪的作品，由于這兩類內容涉及面較為寬泛，故又進而細分為17部。可是該書選錄不甚注意文體和文學性，顯得有些駁雜。顧元慶編纂的《顧氏文房小說》共收40部作品，大多為六朝志怪、唐宋傳奇以及一些筆記小說。接著他又編纂《廣四十家小說》，所收除少量前代志怪與傳奇外，其余作品均帶有野史、雜談性質。此外，胡應麟(1551—1602)曾編輯《百家異苑》，自稱是“戲輯諸小說”而成，目的則為“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批閱，當抵掌捫虱之歡”(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六“二酉綴遺”)。此書雖因不曾刊刻傳播而未對創作產生影響，但對歷代小說的系統梳理，卻為胡應麟后來成為重要的小說理論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注釋

① 參見譚正璧《三言二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① 參見許浩《復齋日記序》、侯甸《西樵野記題記》、黃瑜《雙槐歲鈔自序》、祝允明《志怪錄自序》、陸深《金臺紀聞題記》、曹安《讕言長語題記》、李翰《容齋隨筆序》等。② 參見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第六章,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③ 參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九流緒論”。④ 該作品本無篇名,現暫以篇中女主人公名為題。① 魯迅《集外集拾遺·破<唐人說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