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晚唐五代詩歌·晚唐的詩人群體

如何描述晚唐詩人群體的分布，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一般來講，對詩壇上流派、詩派等創作分布的描述，往往貫穿著兩個主要的線索，一是詩學的線索，一是具體人事關系的線索。人們總是一方面歸納尋找出一些重要的藝術現象，一方面鉤索詩人之間具體的傳承交往關系，在這兩者之間，發現其聯系的方式，這就形成了有關創作流派、詩派、群體等種種的認識。對于初唐、盛唐、中唐來講，利用這兩個標準描述詩壇的分布，較之晚唐相對容易一些。初唐詩壇雖然沒有產生超一流的作家，但其詩藝變化的脈絡相對集中。盛唐詩壇出現了偉大的詩人，有著突出的創造力和鮮明的藝術個性，詩歌的流派分布線索比較清晰。至于中唐，不僅有韓愈、白居易這樣的大詩人，而且交游密切的詩派型創作相當成熟。這些都為流派、詩派等創作分布的勾勒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晚唐詩壇的復雜在于，一方面，詩壇整體的創造力趨于貧弱，缺少開宗立派的大詩人，其創作的大勢是在因襲中變化、調整，詩壇上不同的詩風之間，并未形成奇峰對峙、異彩競呈之局面，而彼此的交融滲透卻相當明顯，因此如何清晰地勾勒晚唐詩學的分布線索，有著相當的難度;另一方面，從今天保存的材料來看，隨著詩歌創作的進一步普及，晚唐時期詩人數量眾多，詩學傳承的線索增多，詩學的地域性內涵也有極大發展，因此詩人之間的人事交游關系也相當復雜紛亂。上述兩方面因素結合在一起，就使得描述詩壇創作分布的難度增加。

自古以來，對晚唐詩壇流派的描述，就存在諸多分歧。晚唐人自己對當時詩壇上的一些重要詩人，曾就其詩藝之接近與詩風之相近，而目之為一個個小的詩歌流派與群體，如“溫庭筠與李商隱同時齊名，時號‘溫李’，二人記覽精博，才思橫溢，其艷麗者類徐庾，其切近者類姚賈”(劉克莊《后村詩話》新集卷四)。唐懿宗咸通年間，有“咸通十哲”(《唐摭言》卷一○);還有并稱“三羅”的羅虬、羅鄴、羅隱，《唐詩紀事》卷六九云：“(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這些概括對于描述詩壇的整體面貌來講，是很不全面的。

自唐末以來，人們就試圖對晚唐詩壇的流派分布做整體性的描述，唐末張為《詩人主客圖》以“廣大教化”、“高古奧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瑰奇美麗”六派概括了中晚唐一些重要詩人的創作^①;宋初張洎《項斯詩集序》勾勒了源自張籍的一脈傳承：“吳中張水部為律格詩，尤工于匠物，字清意遠，不涉舊體，天下莫能窺其奧，唯朱慶余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倪勝、司空圖等咸及門焉。”(《唐文拾遺》卷四七)明代楊慎《升庵詩話》在此基礎上，提出“晚唐兩詩派”：“晚唐之詩分為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余、陳標、任藩、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卷一一)當代學者對晚唐流派則提出另外一些劃分，如余恕誠提出晚唐詩人大體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詩人群體，一是繼承賈島、姚合、張籍的窮士詩人群，工于窮苦之言，詩歌風貌的特征是收斂、淡冷、著意; 二是以李商隱、溫庭筠、杜牧為代表，在心靈世界與綺艷題材的開拓上作出重大貢獻的詩人群，詩歌風貌特征是悲愴、綺麗、委婉^②。陳伯海將晚唐概括成六個重要流派： 白居易追隨者的通俗化派，元結和《篋中集》諸詩人追隨者的作風簡古派，張籍追隨者的詩風理致清新、表達真切、屬對工整的律詩派，賈島追隨者的苦吟詩派，受李賀影響的“瑰奇美麗”派，繼承韓愈詩風的“博解宏拔”派^③。上述意見各有自己的出發點，可以說直到今天，對晚唐詩人群體的描述，并沒有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

從目前保留的材料和研究的結果來看，晚唐詩人群體的勾勒，需要特別考慮詩人身世與際遇的分殊，以及地域上的差異。基于這兩個因素劃分出的詩人群體，是一種類型化的群體，它能大致反映當時詩壇重要的詩風流布。在具體的劃分中，需要突破詩人具體交游關系的限制，以及一些傳統上流行的流派區分。

具體來講，晚唐前期(從長慶到大中)，詩壇上大致可以分為京洛臺閣詩人群和幕府州縣詩人群。前者以白居易和劉禹錫的唱和為核心，與之往來密切的有令狐楚、裴度、元宗簡等人，此外，姚合、王建、張籍、牛僧孺、李德裕、徐凝、皇甫鏞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唱和。這些詩人雖然很多是中唐詩壇的主力，但他們的創作活動在元和之后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如核心人物白居易就直到會昌六年才去世。同時由于他們身處京洛臺閣，加之身份的特殊，因此其創作代表了臺閣風尚，考察晚唐前期詩壇，不應忽視其影響和作用^①。這些詩人的創作在藝術上接續了元白之“元和體”的創作道路。元白之“元和體”是白居易與元稹在元和后期開始大量創作的一種具有獨特內涵的近體五、七律和長篇排律。其內容主要表現文人的日常交往生活、遠離社會生活的情懷，在藝術上講求入實的趣味，發展了品味、反思與感悟等理性品質，對近體詩的內容與形式進行了多方面的創新。臺閣詩人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理性品質的追求。如劉禹錫的七律有意識地議論“公私感憤，古今成敗”，在長慶年間與白居易密切交往時，創作了《西塞山懷古》《金陵懷古》等一系列議論“古今成敗”的作品。由于精神世界的內斂局促，這些詩人的人生思考往往流于平庸瑣碎。如劉禹錫在《楊師皋給事傷小妓英英》中感慨“但是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張籍晚年所作之《書懷寄王秘書》云“只于觸目須防病，不擬將心更養愁”。這些詩人的主要作品是表現官居生活的日常內容，構思入實而不無瑣碎。有些詩人比較注重語言的雕琢，劉禹錫的一些作品比喻生動，富于鍛煉之功，如贈令狐楚之句“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郡內書情獻裴侍中留守》)，頗受稱道。清人方東樹稱，“以文語敘俗情入妙者，劉賓客也”(《昭昧詹言》卷一八)。

晚唐前期，長年生活在幕府州縣的詩人，構成了臺閣詩人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詩人群體。廣義地講，許渾、張祜、趙嘏、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等著名的晚唐詩人都屬于這個群體。其中又由于地域上的差異而形成分殊。許渾、杜牧、張祜、趙嘏等長年生活在南方幕府州縣的詩人，雖然沒有密切的交往關系、詩學淵源，但彼此聲氣相通，詩風十分接近，詩風普遍呈現出清麗感傷的特色。李商隱主要生活在北方，其創作追求趨于深婉綺艷。溫庭筠的情況比較復雜，雖然他在當時與李商隱齊名，但他的創作肌理實際上更接近杜牧、許渾等詩人，與李商隱有較大差異，時人將他與李商隱并稱，只是取其辭藻艷麗而已。溫庭筠同樣有在南方長期生活的經歷，這是他與杜牧等人詩藝接近的一個重要創作背景。這些長期生活在幕府州縣的詩人，普遍保持了狷介的個性和理想的精神氣質。杜牧“剛直有奇節，不為狺狺小謹，敢論列大事”(《唐才子傳》卷六);許渾“樂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已見壯心，故為格調豪麗”(《唐才子傳》卷七);張祜的個性縱恣激昂，時人謂之“真俠士也”(《桂苑叢談》);趙嘏“豪邁爽達”(《唐才子傳》卷七);劉滄“體貌魁梧，尚氣節”(《唐才子傳》卷八)。這與他們長期生活在幕府的州縣的經歷有很大關系。幕府作為晚唐社會獨特的政治空間，為士人的個性和理想氣質保留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而中晚唐時期，外官的地位，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有所提高，加之外官遠離朝廷的政治斗爭，因此州縣官的政治處境要比朝官相對寬松。入辟幕府與任職州縣，使杜牧等人的個性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空間，但在政治中比較邊緣化的處境，又使得他們的人生理想難以實現，只能寄托在審美的理想中。他們在近體詩中表現的美麗意境和工麗的辭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生活做詩意的提升; 同時又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感傷失落的情調。李商隱的情況比較特殊，從身份和經歷上看，他屬于幕府和州縣詩人，他身上也明顯保留著相當執著的理想氣質，但他長年生活在北方，與臺閣詩人群有密切的交往，在創作成長的道路上，他受到令狐楚和白居易的深刻影響;從人生經歷上看，他一生屈抑，對現實的冷酷、命運的無情有更清醒的認識。因此，他的作品融會了對理想的執著與理性地認識人生的清醒，形成了相當獨特的品質。溫庭筠從個性上看，也有放浪不羈的特點，他的創作大致接近杜牧等人，但在香艷題材方面用力更多。

咸通以后，詩壇狀況更為復雜，目前的研究對此有不同的描述方式，而根據詩人身世際遇的差異，此時的詩人大致可以分為寒素、貴胄、干謁、隱逸四個詩人群體。

寒素詩人主要是指當時一批身世孤寒，家勢單弱，長年展轉于科場仕進之途的詩人。這些詩人很多并非困頓終身，但身世寒素和仕進坎坷，構成其人生際遇中最主要的內容，也成為影響其詩藝取向的重要精神背景。大中到咸通年間，繼承新樂府創作傳統的曹鄴、劉駕、邵謁、于��、聶夷中等人，構成了寒素詩人群的早期成員。咸通以后，以“咸通十哲”為代表的一批寒素詩人，是這個群體最主要的代表，主要包括當時被稱為“十哲”的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等，以及這些詩人的獎掖者薛能、李頻。此外，曹松和李洞也因與之交往密切，詩風接近而屬于這個群體。這個群體以五律創作為主，藝術上主要接續賈島、姚合等人的影響。

與寒素詩人群形成對比的，是主要由貴胄子弟組成的貴胄詩人群，其核心成員是韓偓、趙光遠、孫綮、崔玨、鄭仁表等人。這些詩人詩風香艷，在大中末到乾符年間創作了大量反映狹邪生活的作品，藝術上主要繼承了李商隱以七律表現艷情的藝術影響。韓偓等人的香艷詩在咸通、乾符年間十分流行，在上層社會中形成了好尚綺艷的詩歌趣味^①。當時有不少詩人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自己的創作也呈現出香艷的色彩，這主要包括秦韜玉、唐彥謙、韋莊、羅虬等人的創作，他們的創作有接近韓偓等人的一面，但更多地體現在筆致辭藻的艷冶，受到溫庭筠的影響比較多。這些詩人不是貴胄詩人群的核心成員，但他們的創作體現了香艷詩風的廣泛影響。貴胄詩人群在當時的長安詩壇占盡風光，與當時的寒素詩人群極少交往，詩風也迥然不同。黃巢之亂以后，貴胄詩人群在昭宗朝轉化成學士詩人群，韓偓、吳融、徐寅、黃滔、翁承贊為其主要成員，其詩風追求平正典雅、用辭富贍，基本上沒有香艷的筆致。有些詩人，如韓偓，由于深受李商隱詩歌藝術的影響，因此其后期的創作很有理性氣質。

咸通以后，一批干謁藩鎮、傳食諸侯的詩人，則構成了一個相當特殊的詩人群體，我們稱之為干謁詩人群，主要由羅隱、杜荀鶴、皮日休、胡曾、李山甫等人構成。這些詩人在唐末王室衰微的局勢下，為了仕進而去投靠那些擁兵自重、對王室不無異志的藩鎮。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系是相當松散的，但因為遭遇近似，因此詩風也頗多共性。由于仕進坎坷，以及因投靠強藩而遭受的正統觀念的壓抑，他們普遍個性狷介，而坎坷的生活經歷又使他們目睹了唐末社會大量的丑惡現象，因此其詩風充滿譏彈怨刺之音，形成了鮮明的特色。需要說明的是，以“干謁”概括這個詩人群體，是就其在唐室滅亡之前干謁自進的特殊經歷而言。從寬泛的意義上講，唐王室滅亡之后，大批詩人投奔新政權，這也是一種干謁，其中著名的詩人包括入蜀的韋莊、貫休，入閩的翁承贊、黃滔、韓偓、徐寅，入吳的孫魴、沈彬，入荊南的齊己，入南漢的黃損等人。但這些詩人的經歷與羅隱等人明顯不同，因此這些詩人并不能包括在干謁詩人群中。

晚唐后期另一個詩人群是由走上隱逸之途的詩人所構成，以方干、司空圖、鄭谷、王貞白、陸龜蒙等隱逸詩人和以齊己、虛中、尚顏等為代表的一批詩僧為主。方干等士人或因仕途不利，或有感于唐王室的衰微而走上隱逸之路;而齊己等詩僧，則是志尚恬退。唐末諸帝一反武宗滅佛之舉，轉而大力弘揚佛教，不少僧人受到極高的禮遇，一些詩僧還以文章才學供奉于內廷，在這種風氣里，齊己等人一直保持了恬退的作風。這些詩人歸隱后多潛心詩藝，唐末主要的詩歌理論著作都出自這些詩人之手^①。

上述群體劃分，基本上可以囊括唐末最主要的詩人，反映最重要的創作現象。當然，在具體的劃分中，有些詩人由于自身際遇的復雜而可以歸入不同的群體，如鄭谷早期屬于寒素群體，而晚年選擇隱逸，又可歸入隱逸群體。唐末著名詩僧貫休與寒素及隱逸詩人交往很多，同時一生遍歷藩鎮，其詩藝主要與寒素及隱逸詩人接近，但又廣泛吸收其他群體的特點，詩作的風格比較復雜，既有鍛煉細膩的一面，也有“率意放辭”不無粗豪的一面。但他并沒有將所接受的多方面影響加以融會，形成鮮明的個性特色。這些都反映出晚唐詩壇創作分布的復雜性。當然，我們可以從融合不同群體特色的角度來觀察上述詩人的創作。但這一現象的存在，又進一步說明了描述晚唐詩壇的困難。因此，隨著具體研究的深入，如何描述晚唐詩壇的創作分布，一定還會有新的認識不斷出現。

注釋

① 參見《歷代詩話續編》第69—10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② 參見余恕誠《晚唐兩大詩人群落及其風貌特征》,《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③ 參見陳伯海《宏觀世界話玉溪——試論李商隱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載霍松林主編《全國唐詩討論會論文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 參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102—14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第43—49頁;趙建梅《唐大和初至大中初的洛陽詩壇一一以晚年白居易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博士論文。① 關于咸通、乾符年間艷情詩的盛行及與士風的關系,參見尹楚彬《咸乾士風與艷情詩風》,《文學遺產》2002年第6期。① 參見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第98—127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