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政治·明代文學與階級斗爭

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都是社會政治斗爭的重要內容，明代也不例外。明建國以后，統治者相對來說還比較注意體恤民情，采取了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朱元璋甚至用“楦草人”、“皮場廟”等非常手段懲治貪吏，設法消除弊政，社會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即便如此，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仍很殘酷，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從未止息。僅朱元璋時期發生的農民起義就有二十余起，永樂年間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唐賽兒起義，英宗朝于閩北爆發的鄧茂七為首的佃農大起義則將明前期的階級斗爭推向高潮。明中葉以降，皇帝多昏庸腐朽，荒于政事，官僚多茍且蠅營，腐化墮落，皇室、宦官大肆兼并土地，各級官吏巧取豪奪，人民不堪重負，階級矛盾更加激化。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荊襄地區爆發了劉千斤與石和尚領導的流民暴動，歷時十余年。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以劉六、劉七為代表的農民起義，影響及于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湖廣等地，同時還有四川、江西等地的起義與之桴鼓相應，給了明代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至于以李自成為代表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更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徹底傾覆。

明代直接描寫階級斗爭的文學作品不多，歌頌起義和暴動的作品就更少。然而，這絕不是說，明代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就沒有在明代文學中得到反映。事實上，與明代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相聯系，明代文學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明代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一些特點，體現出明代文學的一些特色。

絕大多數中國文學史作品，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都在明代文學的緒論部分介紹過明代階級斗爭的狀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在具體作品的分析時有時也涉及這些作品與當時的階級矛盾或階級斗爭的關系。不過，對明代文學與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關系最為關注的要數20世紀50年代末期出版的兩部文學史，即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和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這兩部《中國文學史》誕生在強調階級斗爭的年代，又要體現學生的革命精神，立論難免有偏頗處，但就描述明代階級斗爭與明代文學的關系而言，這兩部 《中國文學史》又的確比其他《中國文學史》反映得更為充分。

這兩部 《中國文學史》都把民間文學放在重要位置予以論述，認為“明代是個動蕩不安的社會，二百多年間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在這基礎上產生的反對剝削、壓迫，歌頌農民起義的歌謠，再現了當時社會的尖銳矛盾和轟轟烈烈的斗爭，是民歌中最有戰斗性和人民性的部分，是向著舊制度、舊勢力沖擊的戰歌”^①。書中也列舉了像“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明季北略》)、“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古謠諺·時人為馬士英謠》)之類的民歌民謠來論證其觀點，不能說沒有根據。后來金文所寫《喚醒農民起來斗爭的戰鼓聲——試論明代反封建剝削壓迫的民歌》(《思想戰線》1977年第6期)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他們還指出：“激烈的階級斗爭，既反映在數量眾多的民間文學中，也反映在若干通俗文學與進步文人的作品中，而且又反映在統治階級御用文人(即士大夫)的作品中。這就是說：在階級斗爭尖銳的時代里，文學被運用為階級斗爭的武器的功能、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原則、文學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更加明顯突出。”^②這種論述雖然顯得有些簡單化和絕對化，且將士大夫等同于統治階級御用文人也很不妥當，但所說在明代文人作品中也反映了當時的階級斗爭的某些內容并非毫無道理。書中列舉的王磐(1470?—1530)的《王西樓樂府》、陳鐸(約1488—1521)的《滑稽余韻》、馮惟敏(1511—1580)的《海浮山堂詞稿》、薛論道(約1531—1600)的《林石逸興》中的部分散曲、俗曲，的確反映出當時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部分現實，值得我們重視。還有一些文人文集以及筆記小說、通俗小說中也有對當時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反映，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這些作品是不是當時文學發展的主流，撰寫《中國文學史》是否應該像這兩部《中國文學史》那樣將這類作品放在最重要位置予以介紹。后來編寫的各種《中國文學史》都沒有采用這樣的處理方法，證明大家對這兩部《中國文學史》的提法和寫法持保留態度。

研究明代階級斗爭與文學的關系，當然要關注所有有關的作家作品，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生資料組編的《中國歷代農民問題文學資料》(中華書局1959) 的明代部分不僅收錄了當時的民歌民謠，還收錄了方孝孺(1357—1402)、于謙(1398—1457)、祝允明(1460—1526)、李夢陽(1472—1529)、王廷相(1474—1544)、邊貢(1476—1532)、萬表(1498—1556)、徐學謨(1522—1593)、陳子龍(1608—1647)等三十余家的反映當時階級矛盾或階級斗爭的詩歌作品。對于這些作家作品，也有學者做過一些研究，如殷光熹的《評明末反映農民起義的文學作品》(《思想戰線》1978年第3期)之類。但就具體作品而言，學術界談論最多的還是通俗小說和戲劇。

明代是中國通俗小說的繁盛期。《水滸傳》被公認為是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①，其成書在元末明初^②，一般文學史都把它放在明初論述^③。因此，《水滸傳》就成了人們討論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極好話題。無論是集體編撰的文學史，還是個人專著和單篇論文，凡是討論《水滸傳》主題思想的，大多從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角度去揭示作品的意義和價值。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時“評《水滸》，批投降”運動中產生的大量《水滸》“研究”論文，自然不能算是學術研究，但撇開“四人幫”的陰謀不談，其從階級斗爭的角度揭示《水滸傳》的意義和價值的思路與《水滸傳》的傳統研究思路并無不同。當然，由于學術界對《水滸傳》成書時間沒有十分準確的判斷，人們在討論《水滸傳》與階級斗爭的關系時并沒有將它和明代政治緊密聯系，而是放在宋、元、明的社會大背景下來思考，因而所討論的并不純粹是明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

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考察，人們還注意到《西游記》。《西游記》本是神魔小說，并不直接描寫社會現實。1954年張天翼發表《<西游記>札記》一文^①，把《西游記》中的神魔斗爭與現實社會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他認為《西游記》里的神魔是對立的，孫悟空前期大鬧天宮象征著農民革命，而后來皈依神佛則是向統治階級投降。沈玉成、李厚基隨即撰文予以批駁，認為《西游記》里的神魔是一體的，孫悟空前期的大鬧天宮和后期的降妖伏魔都是應該肯定的^②。《西游記》的主題以及孫悟空與神魔的關系于是成為研究《西游記》的一個熱點，不少人參與了討論^③。事實上，“神魔對立”與“神魔一體”都不符合《西游記》描寫的實際，所以后來中國科學院文學所和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都不再糾纏孫悟空與神魔的關系，只是指出：“孫悟空是全書中最光輝的形象。‘大鬧天宮’突出他熱愛自由、敢于反抗的品格。‘西天取經’表彰他見惡必除、除惡務盡的精神。”并且強調：“孫悟空生氣勃勃的反抗斗爭，在廠衛橫行、民不聊生的嘉靖時代，無疑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給了人們意味深長的啟示;同時也體現了作者憎恨秦漢以來的專制王朝，并把希望深深寄予‘豪杰之士’的思想。”^①然而，孫悟空與神魔的關系畢竟是理解作品思想內涵的一個路標，本不應該忽視。1984年王齊洲發表《孫悟空與神魔世界》一文^②，重新討論這一問題，認為《西游記》里神魔既非對立也非一體，有聯系也有矛盾，孫悟空前期是魔最后成佛，神魔世界折射出明中后期復雜的社會政治結構，孫悟空與神魔的聯系和對神魔的斗爭反映出作者追求正義與正統的統一的矛盾心理。當然，這也只是一家之言。究竟該如何理解，顯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從明代中葉開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特點，學術界多傾向于認為是資本主義萌芽，以蘇州紡織業最為顯著。神宗萬歷年間，朝廷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礦監稅使，到處搜刮民脂民膏，在全國激起民變數十起。萬歷二十九年(1601)蘇州織工葛成(一名葛賢)領導群眾毆死榷稅太監孫隆的爪牙數人，并包圍織造衙門要求罷稅，在全城張貼“稅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的榜文，得到市民的熱烈擁護，數日后朝廷派兵鎮壓，葛成為保護群眾，挺身投案，哭泣送之者達萬人。葛成在獄十余年，后獲釋，以病終。這場由織工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抗稅斗爭，在當時就得到蘇州市民的廣泛支持，在明末清初文壇上也得到頗為充分的反映。不少文人以詩、文、小說、戲曲等形式記述這次暴動，歌頌葛成的斗爭勇氣和俠義精神。比較著名的詩歌有欽叔陽的《稅官謠》、陳繼儒的《題葛賢墓》、錢謙益的《葛將軍歌》等。筆記小說記載此事的有沈瓚的《近事叢殘》、朱國楨的《涌幢小品》、文秉的《定陵注略》、曹家駒的《說夢》等。最早把葛成故事搬上舞臺的戲劇是《蕉扇記》，據說出于當時名士張獻翼(?—1604)之手，因為該劇揭露劣紳丁元復與稅官勾結，張因此被丁派人刺殺，當時葛成尚在獄中。此外還有李玉創作的傳奇《萬民安》，也是搬演葛成故事。顏長珂、周傳家認為：“在《清忠譜》里，李玉還只是把顏佩韋作為配角來寫，《萬民安》則把‘機戶中傭工織匠’葛成安排為主角。劇本除根據史實進行創作，描寫了葛成在抗暴斗爭中所表現出的堅定果敢和卓越的組織才能外，還虛構了不少情節，如傾囊義贈、辭女不納、拒奴不收等，表現了葛成潔身自愛、助人為樂、不圖報恩的優秀品質，從而使葛成的形象更加豐滿完美。”^①潘樹廣則進一步指出：“當中國工人階級開始萌芽時，《蕉扇記》和《萬民安》就如此及時地反映了他們的生活和斗爭，這是中國戲曲史上很值得紀念的一件事。”^②當然，學者們也看到了作品本身的局限，如顏長珂、周傳家便指出：“由于李玉還不能認識到當時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所以他沒有看到市民階層本身的利益和要求”;作品雖然“反映了城市市民所具有的美好品質、斗爭意志和犧牲精神，卻又滲透著濃厚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識”(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第72—73頁)。這些局限也許是難以避免的，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古人。

明朝末年民族矛盾異常尖銳，誕生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們的文學作品也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如陳子龍、張煌言(1620—1664)、夏完淳(1631—1647)等人的作品，便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比較重要的專題論文有朱東潤的《陳子龍及其時代》(《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2輯)、黃立懋的《明末忠魂張煌言的詩歌》(《建設》第16卷第7期[1967])、白堅的《夏完淳的詩》(《文史哲》1957年第11期)等。

注釋

①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1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② 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6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① 也有學者不贊成《水滸傳》是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甚至不主張歷史上的宋江起義是農民起義。如王開富的《<水滸傳>是寫農民起義的嗎》(載《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4期),王齊洲的《<水滸傳>是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嗎?》(載《水滸爭鳴》第一輯[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宋江是地主階級的革新派》(載《文學評論叢刊》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歷史上的宋江起義不是農民起義》(載《荊州師專學報》1991年第6期)等文便持此說。② 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水滸傳》成書于明中葉嘉靖年間。如戴不凡有《疑施耐庵即郭勛》文,認為“元代以前,要出現一部今傳百回本這樣有頭有尾的完整大部頭《水滸傳》,這是不可能的”,疑施耐庵“極有可能就是郭勛門下御用文人的托名”(《小說見聞錄》第90—135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張國光提出《水滸傳》成書不早于嘉靖十一、十二年(1532、1533),詳見《<水滸>祖本探考——兼論施耐庵為郭勛門客之托名》《再論<水滸>成書于嘉靖初年》(《古典文學論爭集》,武漢出版社1987);石昌渝通過對《水滸傳》描寫人們在交易中廣泛使用白銀和在戰爭中使用新式火炮的考證,論證《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即嘉靖元年至十九年(1522—1540),見其《從樸刀桿棒到子母炮》(載《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考》(載《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王麗娟則從最早談論和著錄《水滸傳》的有關記載的考辨入手,論證《水滸傳》成書于嘉靖三年至九年(1524—1530),見《<水滸傳>成書時間新證》(載《湖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③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將其放在《元代文學》的最后部分論述。① 原載《人民文學》1954年2月號,《人民日報》1955年1月29日、《新華月報》1955年第6期轉載。② 參見沈玉成、李厚基《讀<西游記札記>》,載《光明日報》1955年10月23日。③ 有關文章較多,重要的有胡念貽的《<西游記>是怎樣的一部小說》(載《讀書月報》1956年第1期)、霍松林的《略談<西游記>》(載《語文學習》1956年第2期)、沈仁康的《<西游記>試論》(載《新建設》1956年第2期)、傅正谷的《評<西游記試論>》(載《光明日報》1956年7月29日)、李希凡的《漫談<西游記>的主題和孫悟空的形象》(載《人民文學》1959年第7期)、楊正文的《<西游記>與中國古代政治》(載《自由中國》第22卷第12期[1960])、袁世碩的《漫談孫悟空和<西游記>的時代特色》(載《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等。① 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第92—9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② 載《學術月刊》1984年第7期。另外,丁黎的《從神魔關系論<西游記>的主題思想》(載《學術月刊》1982年第9期)基本上是重復張天翼《<西游記>札記》中的觀點,認為“孫悟空從魔到神的轉變,實質就是從叛逆英雄蛻變為統治階級的幫兇和打手”。① 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第71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② 潘樹廣《萬歷蘇州織工斗爭在文學上的反映》,《文學遺產增刊》第15輯第18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