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詞曲·明詞

明詞以及明詞研究已經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論及“當代”詞，已經頗有自慚形穢之意。清代諸家詞話提到明詞，差不多都是貶抑之辭。20世紀出版的數十種文學通史或斷代史，從未論及明詞。專體史如劉毓盤《詞史》，按論述體例自不得不專辟一章(第九章)，而所給篇幅甚少，且題為《論明人詞之不振》;王易《詞曲史》則稱明代為“人病”，而清代為“振衰”，鄙薄明詞之意顯然。新中國建立以來的50年間，唐宋詞研究已經到了“精耕細作”之境界，清詞研究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而明詞研究則少有人問津。鄙薄明詞的清人說明代無詞，今人則幾乎不知明代有詞。這無論是從繼承文化遺產來說，還是從詞史研究來說，都是不應該的。

從明詞自身情況來看，盡管我們承認明代是詞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這種大判斷并不足以成為抹殺明詞的理由。據《全明詞》主編之一張璋先生說，《全明詞》共收明詞作者一千三百余家，詞作二萬余首。熟悉宋詞的讀者會就這兩個數字做出反應，因為它和宋代詞人詞作之數量非常接近。數量也能說明一定的問題。一代才人拋擲心力于此，其間不可能全無佳作。從明初的劉基，到明代中期的楊慎、陳霆、陳鐸，以及稍后的王世貞，一直到明末的陳子龍，他們的詞作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足證“詞亡于明”或“明代無詞”的說法是武斷而不成立的。歷來貶抑明詞的人總不免陷入一個誤區，即以宋詞的審美規范去衡量宋以后的詞人詞作，以似宋人或不似宋人的類比思路來排斥一切與宋詞異趣的作品。只要走出這種思維誤區，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異量之美”，把明詞的特點與缺點剝離開來，就會發現明詞還是不容否定的。

從中國千年詞史的邏輯發展來看，明詞無可置疑地是其間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少了這一段，中國詞史就喪失了連續性和完整性。明代是一個不短的歷史時間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亂世之更迭那樣，可以忽略不計。明詞對上而言是宋元詞的一脈相傳，對下而言是清詞中興的前提和基礎，因此，無論是從千年詞史的整體性考慮，還是要為宋元詞尤其是清詞提出“上下文”背景，明詞研究都是不容或缺的。

根據明代社會特點、文化背景的轉換，以及詞體自身的發展、詞壇名家的相對集中等因素，近三百年的明詞史可以大致劃分為四個時期。

(一)明初詞壇。這是明詞的序幕，時間約當元明易代之際及明朝開國之初的洪武年間(1368—1398)。這是一個天下擾攘、風云激蕩的歷史時期。元末的大動亂因素使文人身心不寧，而霸悍、忮刻的朱元璋在開國之初的血腥屠戮更使文人如驚弓之鳥，這一時期的重要詞人，除了不問政治、優游度日的瞿佑得以壽終正寢外，大多數詞人在洪武年間都死于非命了。這一時期的詞作，大都具有深廣的社會內涵和充實的思想感情，而且個性鮮明，風格多樣。后來明詞中常見的輕浮淺薄之病，這時都還未顯現出來。因此，這里所謂第一階段，實際只相當于明詞發展的邏輯起點，或是明詞的序幕。

明初詞人主要有：劉基(1311—1375)，字伯溫，號犁眉，處州青田(今屬浙江)人。有詞集《寫情集》四卷，收詞242首。其詞多寫闊大境界，多用凝重的色調，表現憂生傷逝、感時不遇的深沉情懷，構成志深筆長、沉郁蒼涼的藝術風格。楊基(1332—1378后)，字孟載，號眉庵。先世為嘉定州(今四川樂山)人，以大父仕江左，遂為吳中(今江蘇吳縣)人。有《眉庵詞》一卷，存詞71首。其詞清新雅令，俊逸風流，而《摸魚兒·感秋》一詞為友人高啟之死而作，則別具深長意味。高啟(1336—1347)，字季迪，號青丘子，長洲(今蘇州)人。有《扣舷詞》一卷，存詞32首。其詞以疏快見長。陳廷焯《云韶集》卷一二謂：“青丘詞，信筆寫去，不留滯于古，別有高境。”頗能道出其特點。其他詞人如瞿佑、林鴻、張肯、劉炳等，亦皆小有成就。

(二)永樂、成化詞壇。這是明詞的衰敝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對文人的血腥鎮壓，斫傷了文化命脈，造成了嚴重的后遺癥。按照一般規律，經過開國之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文學本該產生繁盛局面，而在明代，這個本該產生“初唐四杰”或北宋歐、梅、曾、王的時代，詞壇上卻是一片萎靡。明詞的各種缺點，在這一時期幾乎都有體現。其中有以楊士奇、楊榮、朱有燉為代表的詞中臺閣體，有以文章知名的葉盛、丘浚這些文壇大老順口閑吟的打油體，有以姚綬、周瑛等人為代表的講學論道的理學體。除了頗受后人詬病的馬洪尚可名家外，其余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詞人。

(三)弘治、嘉靖詞壇。這是明詞的中興期。如果說，讀前一個時期的詞確實會使人有“明詞實不足道”之感，而讀這一時期的詞則使人感到“明詞不盡可非”或“明詞亦不可小覷”了。此期涌現出一批著名詞人。其中有被時人推為“當代詞家”，清人亦或視為“明人第一”的狀元詞人楊慎;有當時聲名顯赫，后人亦視為明代有數詞家之一的達官詞人夏言;有詞風“豪邁激越，猶有蘇辛遺范”的陳霆;有被況周頤譽為“全明不能有二”的陳鐸;有追步秦觀，專力為詞的張��;有詞風雅潔的畫家詞人文征明。 另外稍晚的文壇領袖王世貞也可歸人這一時期。他們以其創作實績，使這一時期的詞壇呈現出生機勃發的中興氣象來。這又是一個遠紹前賢、復興詞學的時代。明人有詞話、有詞選、有詞譜，皆自此期始，亦以此期為多。舉其要，則有楊慎《詞品》、陳霆《渚山堂詞話》、王世貞《弇州山人詞評》和張��《詩余圖譜》、陳耀文《花草粹編》等，這些詞話、詞譜、詞集的成批涌現，使得近乎失傳的詞學又呈薪盡火傳之勢。

(四)晚明詞壇。這是明詞的終結期，同時也構成清詞中興的邏輯起點。明代自隆慶以后，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的繁興進一步取代了傳統雅文學的地位，詞的地位又有所下降。但是晚明文學的熱鬧景觀表現在各體文學中，遂使此期詞壇呈現為多樣化的格局。此期有詞曲兼擅的施紹莘，有存詞不多卻多有可觀的茅維，有明代作詞最多卻每被后人忽略的易震吉，還有在作、評、選等方面廣為探索的卓人月。另外還有三大詞人群體： 一是以徐渭、湯顯祖、屠隆、汪廷訥、高濂等人構成的戲曲家詞人群體;二是由江浙一帶的沈宜修、葉小鸞、楊宛、吳綃等閨閣或青樓詞人構成的女性詞人群體;三是由陳子龍、夏完淳、孫承宗、張煌言等人構成的英烈詞人群體。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為明詞生色的是陳子龍，他的《湘真閣》《江籬檻》二集，置于宋詞名家中亦無愧色。論明詞者，每謂兩頭最佳，明初翹楚數劉基，明季殿軍則當推陳子龍。而且以陳子龍為領袖的云間詞派，對清初詞壇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從詞史的邏輯發展來看，明詞及明代詞學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明詞的曲化現象。詞在由民間曲子詞向文人詞發展的過程中，在題材、主題、風格、情趣上經歷過種種變化。如從主題情趣方面稱詞的文人化、士大夫化，從詞體格調方面稱詞的雅化，從音樂性與文學性彼此消長的角度稱詞的文學化，另外也有從不同文體影響互滲角度提出的“以詩為詞”的說法，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詞的詩化。對于這些詞史發展過程中的變異，詞學家們大都是表示認可與欣賞的。但是，人們卻不能容忍明詞的曲化現象，甚至認為明詞之所以走向衰頹，就是散曲影響的結果。當然，明代詞與曲的影響互滲是雙向的，有人以曲為詞，也有人以詞為曲，詞的曲化與曲的詞化同時并存。但奇怪的是，以詞為曲往往受到好評，而以曲為詞則大受譏諷。這里就涉及到文體演進規律的認識問題。錢鍾書《談藝錄》曾援引外國文藝理論，力斥“詩文相亂”之說為皮相之談，指出：“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①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文體嬗變中的“破體出位”乃是常見現象。如楚辭之流為漢賦，漢賦又一變再變至唐宋而為文賦，雖仍以賦為名，其實已與散文道通為一了。雖然古代文論中評量詩文常常是先論體制而后論工拙，然而一些體制不純或曰兩種詩文體雜交而成的名篇仍然備受稱道，甚至正因為“出格”才見其新穎別致。當然，這里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同以文為詩或以詩為詞一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鑒變化，而不可無視規范，廝踢蠻做。以曲為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散曲清新淺切的特色，然而從總體效果來說必須仍然是詞而不是曲;若只是用詞調來作散曲，則徑用曲牌可也。相對于這個虛擬而實存的度來說，過則為缺點，不過則為特色。既然人們樂于稱道蘇、辛等人的以詩為詞，為什么就不能容忍明人的以曲為詞呢?關于這一點，嚴迪昌曾經指出：“詞曲混淆，固是明詞一弊，然而以散曲某種自然清新、真率大膽的情韻入詞，實在別具生趣，不得視以為病的。文體相淆，無疑會消解特定文體，抑或不倫不類;從情韻上以新濟舊，應是可喜的出新手段之一種。利弊每共生，會轉化，全看高手的能耐，平庸者不能掌握火候，就難望其項背。讀明人詞，似須認識這一特點，始能發見其佳處。”^②這是對于明詞深有體悟的通變觀。

其二，明代女性詞人的大量涌現，構成了詞史上前所未有的詞學景觀。雖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詞人成就很高，以至人們有巾幗不讓須眉之嘆，然而畢竟只是個別現象。及至明代后期，女性詞人乃成批涌現，數量之多與成就之高，皆足以自成一軍。女性詞之選本中，明末王端淑《名媛詩緯初編詩余集》選明代女詞人56家，清代周銘《林下詞選》選51家，歸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詩余》選26家，徐樹敏、錢岳《眾香詞》選錄明代至清初女性詞人四百余家，其中明代近二百家，近人吳灝《歷代名媛詞選》選明人86家。另外，王昶《明詞綜》共選明詞380家，編為12卷，其中女詞人84家，詞2卷。僅從以上這些數字，已足以見出明代女性詞人詞作之繁榮豐富了。其中如沈宜修、葉小鸞、商景蘭、吳綃等人，均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

其三，在中國詞學史上，明代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明代詞學的地位比明詞創作在詞史上的地位也許更為重要。過去人鄙薄明代詞學以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詞話，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選錄四種，即楊慎《詞品》、陳霆《渚山堂詞話》、王世貞《弇州山人詞評》和俞彥《爰園詞話》。實際上除此四種詞話之外，散見于明人別集的論詞文字很多。其中如單宇、黃溥、陸深、郎瑛、俞弁、郭子章、胡應麟、曹學佺、沈際飛、卓人月等人的論詞文字，均可獨立成卷。另外還有明人所作詞集序跋至少在二百篇左右。如果把這些散見的詞學文獻匯為一編，當成數十萬字的巨帙。目前一般人所看到、提到的明代論詞文字，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明人并非只是剿襲成說，在詞史觀、體性論以及調名源起的探索等方面，都有不少發展與建樹。他們已經越過了宋人感性地描述創作經驗的階段，而更帶有研究意識與理論色彩了。另外，如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是較早的兩部大型詞籍叢刻，不僅在保存詞學文獻方面功不可沒，對近代以來的《四印齋所刻詞》《疆村叢書》等也有導夫先路的意義。大型選本如陳耀文《花草粹編》、卓人月《詞統》，對清人亦有較大影響。至于張��《詩余圖譜》、程明善《嘯余譜》等，作為早期詞譜，雖然存在著較多缺失，亦為清代萬樹的《詞律》與《康熙詞譜》的編撰提供了基礎。

20世紀的詞學研究從總體來看取得了很大成就，通代詞史與斷代詞史的研究撰著尤為突出，而明詞研究乃是歷代詞研究中最為薄弱的環節。

20世紀的前半期，明詞研究的標志性成果是趙尊岳輯刻的《惜陰堂匯刻明詞》。先是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有多段論及明詞，雖無系統，卻有為明詞翻案之意。30年代，其詞學弟子趙尊岳秉承其遺志，遂有《惜陰堂匯刻明詞》之輯。此書輯成鏤版而未及印行，直到1992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據紅印樣本影印出版，書名改為《明詞匯刊》。趙尊岳所撰《惜陰堂匯刻明詞提要》發表于龍榆生(沐勛)主編《詞學季刊》1卷3號(1933)和2卷1號(1934);《惜陰堂匯刻明詞記略》發表于《大公報》1936年8月13日;《惜陰堂明詞叢刻敘例》發表于《同聲月刊》1卷7號(1941)。這些對于明詞研究均具有一定鋪墊作用。除此之外，在三四十年代，還有一些有關明詞研究的單篇論文發表。如盧冀野《陳大聲及其詞》，發表于《青年界》7卷1期(1935);盧前《陳大聲評記輯》，發表于《詞學季刊》2卷4期(1935);鄭騫《論詞衰于明曲衰于清》，發表于《藝文雜志》2卷10期(1944);趙景深《詞統與明曲家詞》，發表于《文史雜志》6卷1期(1948)。有了《惜陰堂匯刻明詞》與這些論文的點綴，明詞研究的冷寂局面開始出現了松動氣象。

明詞研究的進一步拓展是進入80年代之后。臺灣諸高校先后推出了3篇關于明詞研究的碩士論文，即樸永珠《明代詞論研究》(王熙元指導，1982);陳美《明末忠義詞人研究》(張子良指導，1986);涂茂齡《陳大樽詞研究》(張子良指導，1992)。另外如詞學專家葉嘉瑩先生的論文《由詞之特質論令詞之潛能與陳子龍詞之成就》(刊于《中外文學》19卷1期，1990);趙山林《陳子龍的詞和詞論》(刊于《詞學》第7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也都是較有分量的論文。

1995年，黃山書社出版了尤振中、尤以丁編著的《明詞紀事匯評》，匯錄了一百四十余家明代詞人的傳記、詞作本事與評論資料，為明詞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資料基礎。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仲謀著《明詞史》，這是海內外第一部明詞研究專著。該書初步構建了明詞發展的史程框架，并對明詞文獻作了初步清理。該書除“緒論”外共分八章，依次為：第一章，明詞總論;第二章，風云激蕩的明初詞壇;第三章，明詞的衰敝期(永樂一成化詞壇);第四章，明詞的中興期(弘治一嘉靖詞壇);第五章，明代后期詞壇(隆慶—萬歷時期);第六章，明代女性詞人;第七章，明詞的輝煌終結;第八章，明代詞學的建構。

注釋

① 錢鍾書《談藝錄》第19—30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② 嚴迪昌《元明清詞》第92頁,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