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識與漢魏六朝志人小說的發(fā)展·東觀著作的修史傳統(tǒng)與漢末說部的興盛

中國人的史家意識異常強烈。司馬遷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乃是這種史家意識的典型心理。東漢以來的史學(xué)著述多集中到東觀進行。這是因為，這里的收藏最為豐富。《后漢書·張奐傳》載，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xué)習(xí)《歐陽尚書》，深感四十多萬字的《牟氏章句》浮辭繁多，精簡為9萬字，“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由此來看，這些文人雅士多利用這里的豐富藏書校訂史籍。《后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記載盧植上疏：“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xué)，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jīng)，發(fā)起秕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愿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xué)。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xué)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可見考訂典籍是東觀最重要的工作。我們知道，東漢時期，大規(guī)模地整理典籍見于記載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諸儒校訂五經(jīng)。楊終作《上言宜令諸儒論考五經(jīng)同異》，認為“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后世則”。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議，“于是詔諸儒于白虎觀論考同異焉”(《后漢書·楊李翟應(yīng)霍愛徐列傳》)。當(dāng)時班固任校書郎，將這次會議記錄整理而成《白虎通》一書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召曹褒校訂典籍。《后漢書·張曹鄭列傳》載：“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jīng)，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禮事，依準(zhǔn)舊典，雜以《五經(jīng)》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fù)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為首校訂五經(jīng)，并將定本鐫刻于石碑上，史稱“熹平石經(jīng)”^①。三次校訂史籍，東觀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特別是修撰當(dāng)朝史跡更是東觀著作的重要工作。所以《史通》說：“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東觀的修史大約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班彪父子修撰《漢書》，大約始于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當(dāng)時，班彪34歲，東歸洛陽，為司隸茂才，拜徐令。《后漢書》本傳記載說：“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后，闕而不錄，后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數(shù)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案袁宏《后漢紀》：“建武十二年九月，竇融與五郡太守詣京師。”所謂“好事者”，李賢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wèi)、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②建武三十年，班彪死。這一年，班固23歲，歸鄉(xiāng)里繼續(xù)父親未竟之事業(yè)，努力完成《漢書》的編撰工作。《后漢書·班固傳》：“父彪卒，歸鄉(xiāng)里，固以彪所續(xù)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yè)。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fēng)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fù)使終成前所著書。”本傳載：“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依建初最后一年的建初九年(84)逆推二十年，則班固受詔作書當(dāng)在永平五年(62)前后。《后漢書》本傳稱其“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前后二十多年，至漢章帝劉炟建初七年(82)，班固51歲時，《漢書》才大體完成。漢和帝劉肇永元四年(92)，班固被殺，時年61歲。這年六月，班昭受詔續(xù)作《漢書》八表。《后漢書·列女·班昭傳》：“扶風(fēng)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xué)高才。世叔早卒，有節(jié)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shù)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第二時期以馬融為中心，張衡、蔡邕為其追隨者。他們的主要任務(wù)是校書。《通典·職官八》“秘書校書郎” 條：“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后遷為郎，典校秘書。 又劉珍與校書郎劉��、馬融校定東觀五經(jīng)、傳記、百家、藝術(shù)，整齊脫誤，定正文字。”漢和帝劉肇永元三年(91)，馬融13歲即校書東觀。《北堂書鈔》引謝承《書》云：“融年十三，明經(jīng)，召為太子舍人。”漢和帝劉肇永元十七年(105)，班昭續(xù)《漢書》初成，馬融伏于閣下，從而受讀。這一年，馬融28歲。漢安帝劉祜永初四年(110)，馬融32歲，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李賢注：“謝承及續(xù)漢書并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所謂郎中，即校書郎中，以郎中居校書之任。《東觀漢記》的撰著開始于此。漢安帝劉祜永初四年(110)，二月，劉珍等校定東觀五經(jīng)諸子傳記百家藝術(shù)。《后漢書·安帝記》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jīng)博士，校定東觀五經(jīng)、諸子、傳記、百家藝術(shù)，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李賢注：“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shù)也。”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詔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jié)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光武，訖乎永初。事業(yè)垂成而珍、尤繼卒。復(fù)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 《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fù)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烈功臣《孫程》《郭愿》^①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由是而知，李尤、邊韶、崔寔、朱穆、曹壽等本年均在東觀撰史。此外，李尤亦參與《東觀漢記》的寫作。

第三時期以蔡邕為中心，建安七子為其追隨者。他們的任務(wù)集中在校訂五經(jīng)。蔡邕還與諸人修訂《東觀漢記》。見《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xù)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xù)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于名賢君子，自永初以下闕續(xù)。”蔡邕校書東觀始于漢靈帝劉宏熹平元年(172)，終于熹平七年(178)，前后整整六年。熹平元年，蔡邕40歲。這年前后，由河平長召拜郎中，出任東觀著作，作《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后漢書·十志》的撰寫約始于此時。《后漢書·律歷志》李賢注引《上漢書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shù)典城，以叔父故衛(wèi)尉質(zhì)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并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圣問，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七月至十一月間事，此后流亡在外，離開東觀。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東觀事當(dāng)在熹平元年。文中又稱：“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xù)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尉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dāng)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zhí)放f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dāng)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于邊野。”其“被罪”時年方46歲，作《上漢書十志疏》，回顧自己進入東觀之后立志續(xù)補《漢書·十志》的經(jīng)過。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fù)能操筆成草”。“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后漢書》本傳：“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后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十意》，李賢注：“《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以意逆之，或許還有《地理意》和《天文意》，然只字未傳。《十意》，《隋志》已不著錄。案《后漢書·律歷志》載靈帝光和二年曾敕曰“故議郎蔡邕共補續(xù)其志”。是其《十志》已為朝廷上下所習(xí)知。這篇文章近似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披肝瀝膽，感人至深。

綜上所述，可以注意到東觀著作有下面幾個特征。

第一，從時間跨度來說，東觀著作始于明帝，終于靈帝。明帝永平時期的東觀著作代表是劉��， 章帝時期的東觀著作代表是黃香和班固，安帝時期的東觀著作代表是馬融、劉珍、張衡等，桓帝時期的東觀著作代表是邊韶、崔寔、朱穆等，靈帝時期的東觀著作的代表人物是蔡邕等人。由此可見，東觀著作幾乎貫穿東漢始終，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多執(zhí)掌東漢文壇牛耳。其重要性于此可見一斑。

第二，東觀著作的身世多屬高門，入直東觀是其晉身之初階。《后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載劉陶上疏陳事曰：“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jié)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閻樂于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quán)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從這段話來看，東觀與高門可以畫一等號。

第三，東觀著作多博通經(jīng)史。《論衡·別通篇》：“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柷，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shè)。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于世。”何謂通人?《超奇篇》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但是，經(jīng)學(xué)與史學(xué)之間相比，東觀著作顯然又多偏重于后者。因此，他們不能稱為純?nèi)澹嗍鞘穼W(xué)家和文學(xué)家。《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shù)藝之士以充其官。”《通典·職官八》也記載：“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dāng)時文學(xué)之士，使讎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所以《史通·核才》說：“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于是沮誦失路，靈均當(dāng)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dāng)時莫之敢侮。”即便是鄭玄的老師馬融又何嘗不是如此。可以說，與其說是經(jīng)學(xué)家，毋寧說是重要的文學(xué)家^①。而在當(dāng)時，文史是不分的。許多文學(xué)家就是史學(xué)家，反之亦然。

東觀著述修史的傳統(tǒng)深深地影響了魏晉南北朝文人。特別是隨著造紙術(shù)的進步與普及，書寫字體的多樣化，著述修史較之以前更加便利。隨著政治格局的急劇變化，為了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xùn)，也為了顯示自己政權(quán)的正統(tǒng)地位，每一個朝代都建立了修史的專門機構(gòu)。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就建立了史學(xué)館，梁武帝還親自掛帥修撰《通史》。當(dāng)時的文人，為立德?lián)P名考慮，也多以著述修史作為最便捷的途徑。曹丕就說過，揚名于世，“莫若著篇籍”。裴松之注《三國志》，宋文帝以為不朽。其后人裴子野著《宋略》也視為名山事業(yè)。《隋書·經(jīng)籍志》稱“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這些史書絕大部分都是魏晉南北朝時的作品，因此梁啟超在 《中國歷史研究法·過去之中國之史學(xué)界》 中指出：“兩晉、六朝，百學(xué)蕪穢而治史者獨盛。”

注釋

① 詳見劉躍進《蔡邕行年考略》,《文史》第62輯(2003年第1期)。② 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跡詳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沈欽韓的考證。① 郭愿、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認為系“郭鎮(zhèn)”之誤。① 有關(guān)論述,詳見劉躍進《雄風(fēng)振采——漢代文學(xué)通覽》中論述馬融 一節(jié),中華書局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