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歷史文化背景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后周政權，建立宋朝。趙宋政權剛建立時，只據有傳統所稱之“中原”地區。但此后二十多年時間里，宋廷以武力削平了南方的后蜀、南漢、南唐及北方的北漢等割據政權，結束了唐末五代分裂的混亂局面，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宋太祖趙匡胤鑒于自唐代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間“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的歷史教訓，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把軍權、財政權、司法權都收歸朝廷獨攬，并厲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希圖實現封建國家的長治久安。趙匡胤即位次年，即用“杯酒釋兵權”的詭詐手段，解除了包括禁軍統帥石守信在內的一批高級將領的兵權，封他們為僅有虛銜的節度使，讓他們到地方上去購置房屋田產和歌兒舞女，過享樂生活，不再參與軍國大事。這就根除了武將擁兵自重乃至割據叛亂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朝廷大量起用文士為官，使他們成為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官僚系統的主干部分。在政權的中樞機構里，不但宰相必須是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官職也多由文人擔任。自宋太祖開始，禁軍的統兵權就集中到皇帝手中，皇帝又通過直接對他本人負責的樞密院掌握了調兵權，同時還用文臣取代武將以為藩鎮，將各州府的強兵升為禁軍，使地方廂兵徒有虛名。為了防范內部叛亂，自宋初即已形成“守內虛外”的軍事策略，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軍事進攻基本上都采取守勢，而把禁軍大部分都駐扎在京城及其周圍，而且常常調防，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一系列措施雖然加強了中央集權，基本上保證了宋王朝內部政治的安定和社會的穩定，使軍人和地方勢力難以同中央對抗，但同時也大大地削弱了國防力量，給后來的對外政治、軍事斗爭帶來了持續不斷的災難性后果。這使得五代石晉時割讓給遼朝的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山西北部)始終未能收復，遼朝對中原的威脅一直未能消除;西北大片地區(包括今寧夏、陜北及甘肅、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區)被西夏占據，不但無法收復，而且在與西夏的戰爭中多半吃敗仗。到后來，金滅遼之后乘勢南侵，宋人只有被動挨打的份兒，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最終汴京(今河南開封)陷落，北宋政權覆亡。此后南宋初年幾位優秀的軍事將領奮力抗金，手握兵權，志存恢復。可是宋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對金屈辱求和，收回諸大將的兵權，殺害了岳飛。這樣貫徹收回軍權的“祖宗家法”的結果，只是保住了一個偏安江南的局面。到了最后，連這個偏安局面也保不住了——新興的蒙古軍比金兵更剽悍凌厲，鐵騎所向，南宋滅亡!宋代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備受欺凌的朝代，原因固有多端，但崇文抑武的偏激國策，無疑是禍根之一。在當時中國境內幾個民族政權并立紛爭的大格局中，宋王朝這個文弱不堪的“呆老大”一直是被動不堪地應付周邊強悍的“小弟兄”們的敲打，節節退讓，對遼、金、西夏、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先是“奉之如驕子”，繼而“敬之如兄長”，后來竟然“事之如君父”，被人步步進逼，終于喪失了土地和政權。以故終宋之世，從文人士大夫到普通軍人、民眾，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都十分強烈，而且愈到后來愈加沉痛和激切。這一點在宋代文學中有著普遍而鮮明的反映，尤其是靖康之變后，悲憤的愛國憂時之聲成了南宋一個半世紀詩詞創作的主調。這是漢、唐和宋以后各朝代文學所沒有的特殊現象。

從宋王朝內部的社會狀況來看，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曾對宋代文學的繁榮及其獨特面貌的形成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宋代雖然國防力量孱弱，外交屈辱，外患頻仍，但內政措施卻較為有力，經濟、文化建設的成就粲然可觀。開國之初，統治者就多方努力以恢復和發展經濟，比如興修水利，擴大農田，增加農戶，廢除苛捐雜稅等等，大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隨著農業的發達，工商業有了比唐代規模大得多的發展，城鎮大量增加，無數中小商人和手工業者被吸引到作為工業或商業重地的大都市里來，這就形成了廣大的市民階層。都市社會生活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素材，市民階層文化娛樂的需求則促進了歌詞、話本、戲曲、諸宮調等新興文學樣式的興盛和發展。農業、工商業和都市經濟文化繁榮的局面雖因金兵南侵而一度受到破壞，但在宋室南渡以后，南宋政權依然維持了一個繁榮程度不亞于北宋的“小天下”，而建立在這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基礎之上的南宋文學也取得了堪與北宋媲美的成就。

宋王朝崇文抑武亦即“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雖有如前所述的重大負面影響，但其無可否認的積極的一面正在于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漲，造就了一大批身兼官僚、學者、文學家三任的新型文化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尊重知識和最優待知識分子、最重視文教事業的朝代。北宋初年便已十分注重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并下大力氣，用特殊舉措來網羅、籠絡人才：一方面大大增加科舉考試錄取的人數，并以皇帝特恩的名義取士，所謂“名卿鉅公，皆由此選”，讓盡可能多的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成為執掌政權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給予文官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豐厚的俸祿。宋太祖曾立“誓不誅戮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誓碑藏于宗廟，以后宋朝歷代皇帝都恪守這條祖訓，除極個別例外(如宋高宗殺陳東、歐陽澈)，基本上沒有下令處死過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宋代文官俸祿之厚，賞賜之多，確是歷朝歷代無法比擬的。誠如清人所評論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五“宋制祿之厚”條)學而優則仕，仕則可望獲得高位與厚祿，這一人才籠絡機制促使社會上千家萬戶嚴責自己的子弟寒窗苦讀，以求一第。蘇軾應舉時所寫的《謝范舍人書》就描述說：宋開國之初，蜀中“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但到仁宗天圣年間，情況大變：蜀人“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話雖有所夸大，但宋代科舉取士制度誘導蕓蕓眾生讀書求進的盛況于此可見一斑。在這樣一種社會文化環境中，知識分子的隊伍迅速膨脹，一代博通經史、兼擅學問與創作的文學家群體的崛起也就不足為怪了。

由于當國者對文治教化的高度重視，宋代的教育事業和圖書出版業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朝廷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面繼承了前代的教育、科舉制度，在京師設國子學、太學，培養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教授，并有一系列考試提升的規定。由于官辦學校還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需求，民間私立的書院就逐漸增多并全面興盛起來。著名的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南京(今河南商丘)應天府書院、長沙岳麓書院，被稱為四大書院(其中白鹿洞書院和應天府書院的規模比官辦學校還要大)，它們的教育質量和學術水平絲毫不比官學差。與教育事業發展相輔相成的是印刷術的進步和出版業的繁盛。唐代雖已有雕版印書，但一般學者讀的書還都是手抄本。北宋慶歷之后，民間刻書業普遍興起，各種刻本書籍大量流行，活字印刷術也同時發明了。由于印刷術的突飛猛進，書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和收藏，于是不但中央的三館、秘閣和州學、縣學、民間書院藏書極為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量也十分驚人。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陳振孫等都各自多達數萬卷，而且他們都喜歡把書借給人看。這就大大地開闊了學者文人的眼界，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在這種濃厚的文化氛圍中，不但官方編纂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書及《資治通鑒》等陸續問世，各種類型的私家著述也大量涌現。這樣，宋代文化人不但隊伍之龐大遠逾前代，而且學養之深厚從總體看也為前代所不及。從文學領域來看，“讀書破萬卷”的學者型作家不斷涌現并逐漸占據創作的主流地位。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陸游等文壇盟主，都是在文學創作之外還寫了不少經學、史學著作。學者型的作家比之一般文人，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會、人生和藝術的大問題，也更善于以議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主體意識和對社會人生的見解。這樣就使得宋代文學較多地帶上了“書卷氣”，提高了宋代文學的文化檔次和學術價值。

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宋代思想界的種種發展變化，也深刻地影響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并通過文人心靈這一媒介，對宋代文學獨特的思想面貌和審美方式的形成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道統觀念比之漢、唐之世更加鮮明和強烈。這是因為趙宋王朝在掃平天下、整理了國家機器之后，急需一個哲學體系來為自己服務。要建立新的理論體系，最有效、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利用儒家的傳統學說，給以新的解釋，以適應當前文治教化之所需。宋儒的道統觀念和一整套理學思想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北宋初期的一批道學(即理學)家鑒于晚唐五代的長期紛亂，而熱忱呼喚“正統”的回歸，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以鞏固王朝的統治，完成國家的統一(當時燕云未復)，穩定社會的秩序。自那時起，直至南宋滅亡，孔子以來“尊王攘夷”和溯源于《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以及“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傳一脈”(錢鍾書語)的正統觀念，逐漸得到了強化和深化。人們不斷地在政治上強調“正統”，在思想上強調“道統”，在文學(廣義的)創作中則強調“文統”，如此等等，都證明了儒家正統觀念已全面地滲透于宋人的集體意識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理學思想體系歷經北宋一百多年的醞釀和構建，在南宋前期成為完善成熟的學說，并在南宋后期被朝廷正式納入官方的意識形態。盡管理學遲至南宋后期才成為“官學”，但因為它從萌生到成熟、從初創到成為一個完整體系有幾百年的漫長過程，所以它對整整一代文學家都有影響，并在整整一代文學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比如，理學家“文以貫道”和“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占據著統治地位，大部分詩文作家都對這一思想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認同。這種認同使得文人才士們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加強了使命感，相應地在文學創作上就更加重視詩文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理學家關于“文”與“道”之關系的觀點，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是加大了文學干預政治、關注社會人生重大問題的力度，使宋代文學加強了現實性和思想性。但這種觀點被推向極端之后，就認為“作文害道”，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學。固然大多數宋代文學家在重“道”的同時并未放棄對“文”的追求，但相當一部分宋代文學作品(尤其是宋詩宋文中的一部分作品)的封建說教意味遠比唐代濃厚，明顯地帶有如后世評論家所說的“頭巾氣”和“學究氣”，這就不能不歸咎于理學家“文以載道”說的流行和影響了!

當然，宋代并非定儒學于一尊的時代，而是儒、道、佛三教融合的時代，因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并不單一，他們的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也都呈現出復雜的面貌。即以理學家而言，他們雖自命為純儒，但他們的學說就吸收了老莊思想、魏晉玄學及佛學的許多理論。宋代在儒學復興的同時，佛、道二教也在官方的扶持下得到了發展和擴張。宋立國之初，就一反后周的滅佛政策，對佛教采取了保護、鼓勵的措施。于是在晚唐五代曾受壓抑的各種佛教宗派重新興盛起來。尤其是禪宗，因其主動吸收儒、道二家的思想，并力求適應華夏傳統倫理觀念，因而成為最受宋代文人士大夫歡迎的一個佛教宗派。從宋真宗開始，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扶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到北宋中葉，三教融合已成為時代潮流。就連作為理學泰斗的程顥、程頤兄弟都坦陳自己曾經“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程頤《明道先生行狀》)，眾多的非理學家的文人士大夫更對自己浸染佛、老，出入諸家毫不諱言。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時代思潮鑄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有異于前人的文化性格和文藝觀念，從而使宋代文學呈現出與此前和此后各代都有所不同的思想藝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