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文學總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編。總共746卷，為15集，計：全上古三代文16卷，全秦文1卷，全漢文63卷，全后漢文106卷，全三國文75卷，全晉文167卷，全宋文64卷，全齊文26卷，全梁文74卷，全陳文18卷，全后魏文60卷，全北齊文10卷，全后周文24卷，全隋文36卷，先唐文1卷。其編纂緣起在總序及凡例中有所敘及，主要是清代朝廷開《全唐文》館，嚴可均未能入役，發憤而編唐前文。據其自述：“肆力七八年，積草稿等身，再省并復重，得厚一寸者百余冊，一手校讎，不假眾力。”原稿本156冊，現在依然保存在上海圖書館，涂乙滿紙，還加上許多標簽，可見作者至生命的終結仍然沒有停止對本書的修訂拾遺。為編撰此書，作者獨力花費了27年的心力，毅力驚人。可惜作者生前無力刊行，直至死后26年(1879)才由他的同鄉蔣壑父子為刻目錄103卷。又過了8年，王毓藻出資次第刻印，集合28個文人，經過8年的工夫，8次校勘，至1892年全書才刻成，共100冊。上距嚴氏成書之時，已經將近六十年了。

這部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收錄豐富。本書除了繼承吸收明代所編總集成果之外，還廣泛搜集各種類書、總集、別集、經史子部書、金石、碑刻等，收錄范圍包括：經傳中的誓、誥、箴、銘和逸經(除詩外)、史序、史評、佚史的論贊，諸子佚文以及集部文、賦。凡屬收錄范圍內的作品，既收整篇文章，也收殘篇集句，甚至像司馬相如《魚葅賦》那樣只保留一個篇目的也收入。無論是保存作者的數目，還是收羅作品的完備程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前的同類著作。如《全漢文》收錄作者334人，作品63卷，而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只收9人，梅鼎祚《西漢文紀》只收24卷。又如劉向的作品，張溥只輯出21篇，此書卻收錄32篇。它不僅使各家作品得到集中，而且還保存大量無名氏作品以及多已散佚的作品，為我們研究唐代以前中國歷史、文學、哲學等各個方面提供了極大方便。研究中古文學，不能舍此別求。第二，考訂詳密。全書三千四百多位作家的小傳，“多有不見于史”者，嚴可均傾其全力，盡可能地一一考其爵里事跡，實屬不易，得到了后代學者高度贊譽。由于對作者事跡考訂細密，所以嚴氏能為眾多的作者和文章按時代年輩編排成隊，為上古到中古文學的發展大致清理出頭緒。第三，體例嚴謹。《歷代文紀》不收詩賦，《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詩賦文均收，本書則只收賦文，不收詩。張溥不注出處，本書則詳注出處，而且見于不同書的，還注明各書的書名、卷數，存有異說的，將異說附注在下邊，為讀者查找資料、考核史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當然，以一人之力輯校這樣大部頭的巨著，前后失照、偶有疏漏都是難以避免的。楊守敬、陳垣、余嘉錫、劉盼遂、錢鍾書等人都曾作過訂誤補遺工作。概括起來，主要有下列四個方面。

第一，漏輯。因為主“全”，所以這個問題就顯得比較重要一些。大致可以分成五種情形：其一，有些書雖已輯錄，但是仍有漏輯者。如嚴氏于正史、類書最用功，所輯文章也最多，但《史記·滑稽列傳》集解引鐘繇、華歆、王朗同對魏文帝《論三不欺》，《后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歷》，《列子·天瑞篇》注引何晏《道論》，《宋書·樂志》荀萬秋議，《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謝鯤《元化論序》，《廣弘明集》所錄齊虞羲《廬山景法師行狀》，梁都講法彪《發般若經題論議》，《洛陽伽藍記》“平等寺”條引前廢帝《讓受禪表》、王曄《禪文》，唐代賈公彥《周禮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鄭玄《周官傳序》各一段等，均可補輯。至于零星材料，亦復不少。其二，有傳本能見到而失于披覽者。如《歷代名畫記》載顧愷之《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云山水記》及王微《序畫》，又如《韻補》征引曹魏時代文人之作尤多，也未能利用。其三，當時國內有書而難以借用者。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大藏經》《道藏》以及大量的鄉邦文獻以及地方志等等，其中有不少材料未能采錄。其四，當時國內無書而無法觀覽者。如《文館詞林》(嚴氏僅見四卷)《玉燭寶典》及后來出土的帛書、簡牘、石刻、碑銘等。其五，前人文章已佚而篇名尚存，嚴氏輯錄依然有可補輯者。

第二，失考。也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其一，偽作羼入，如傳說人物，其本身就是可疑之對象，更不要說他們的所謂作品了，嚴氏多有輯錄。此外像《全梁文》中的《沈氏述祖德碑》無論從文章風格或遣辭造句上都可證明非梁代沈麟士所著。其二，史傳混入。如傅玄《傅子序》載管寧所乘海船夜失方向事，注中稱輯自《三國志》裴注，其中據《太平御覽》補入數字，實為《笑林》中語。又如王儉《答王逡之問》、蕭統《議東宮禮絕傍親令》、衛操《桓帝功德頌碑》等均將史傳中的話誤作原文。其三，作者小傳舛誤。這樣的例子更多，不必一一列舉。其四，篇題及注訛誤。如沈約《與約法師書悼周舍》，顯然應是悼周颙。

第三，誤編。如嵇康《蠶賦》兩句實為荀卿作。蕭統《與東宮官屬令》，實為蕭綱之作。

第四，重出。如蕭綱《戎昭將軍劉顯墓銘》又見劉之遴名下收錄(應是劉之遴作)。劉孝綽《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又見劉孝儀名下收錄(應是劉孝儀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上述明顯失誤外，還有大量的校勘問題，因為嚴氏所用之書多數為坊間俗刻本，魯魚亥豕，在所不免，嚴氏不可能一一校正。而且，在抄錄、校刻過程中，訛誤無疑又增加許多。因此，引用此書文字必須核對原始材料。

嚴氏此書完成后，影響極大，但也招來了一些異議。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全上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說，在當時，孫星衍、孫星衡、李兆洛、吳鼐、顧千里等也作過編次唐前文章的工作，有的且已經做成(如李兆洛的《八代文》)，有的也已草成初稿(如孫星衍)，因此這部書稿出于嚴氏一人之手，就成了疑案。蔣彤《養一先生年譜》(李兆洛)、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孫星衍)及譚獻《復堂日記》等甚至說嚴氏此著實竊取孫星衍的遺稿，據為己有。近人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卷八輯錄眾說，詳加考核，認為草創輯錄先唐遺文，非始于嚴氏，孫、李等已有八代文“起漢魏，迄于隋”，“嚴氏又補輯上古三代先秦，遂改題今名”。錢鍾書《管錐編》則提出相反意見，認為“嚴、孫或始欲協作，漸即隙末，而嚴不舍以底于大成，孫則中道廢置，故嚴敘絕不道孫，以原有共輯之議，恐人以己為掠美也;而孫譜必道嚴，亦正以初議共輯，而終讓嚴氏獨為，恐其書成而專美也。俞氏《識語》當是惑于悠悠之口。”為此，錢鍾書提出了五方面的論據，很有說服力。此書有中華書局1958年據醫學書局本影印本，同時出版了篇目著者索引，使用起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