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審美文化·文學與風俗

如果說藝術屬于審美文化的最高層次，工藝屬于中間層次，那么，民風民俗則屬于審美文化的底座了。民俗與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時代之文化風氣在此有它充分的顯露。今日所謂大眾文化，民風民俗足以當之。眾所周知，明代中后期的風俗以趨新為尚，它依托于發達的消費型經濟，日益求奇、求變，成為封建時代最具近代色彩的文化形態。入清以后，經濟很快得到調整、恢復，繁榮的程度不下于明，但審美風尚卻為之一變，轉而崇古，古雅美成為一種全民風氣。其中搜集古董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搜集古董并非清人所獨創，前朝各代皆有，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種審美習好。然而到了清代，它竟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許多人“若饑餓之于飲食”，甚至有“篤好為性命者”。各地的城市皆有文物市場，生意異常紅火，以京師琉璃廠規模最大，是古董、書帖、書畫薈萃之地，“古董、書畫就地陳列，四方人士之精鑒賞者，輒問津于廠焉”(徐珂《清稗類鈔·鑒賞類》)。除了都市文物市場，還有很多生意人不辭勞苦，跑到偏遠地區去發掘地下埋藏，回內地兜售，北至黑龍江，西至烏魯木齊，“牟利者，置窩棚于其地，掘而貨之”(《清稗類鈔·鑒賞類》)。古董文物包括古硯、古彝器、古錢、古字畫、古印、古瓷器、古玉器、古樂器、古碑石等等。許多人收集此類物品，不僅僅為了保藏，還將其擴展成一種文化性的聚會活動。一旦某人得到了一件古器，就要邀請朋友、同道一起來觀賞，考定年代和作者，搜證、研討一番，然后品味深奧的美學價值，互相交流欣賞心得，最后必要撰文、賦詩，將此盛會轉化為文學創作活動。學者阮元喜歡收集古彝器，家藏頗多，為了傳授鑒賞知識，一日在家宴請門生故友，“所用器具皆三代鼎彝尊罍之屬，食品一秉《周禮》，委學生監督焉”。參與者事后語人云：“阮公明經博古，一宴會而能令諸生悉某器為某形、某名，受益者多且速矣。”(徐珂《清稗類鈔·鑒賞類》)此可稱為一場別開生面的古禮儀文化觀摩會。

清人詩詞集中詠嘆古文物的作品比比皆是，這也是前代少見的。如清初詞人陳維崧為宣窯的一件青花脂粉箱所賦的《滿庭芳》詞云：

龍德殿邊，月華門內，萬枝鳳蠟瑩煌。六宮半夜，齊起試新妝。詔賜口脂面藥，花枝裊，笑謝君王。燒瓷翠，調鉛貯粉，描畫兩鴛鴦。當初溫室樹，宮中事秘，世上難詳。但銅溝漲膩，流出宮墻。今日天家故物，門攤賣，冷市閑坊。摩挲怯，內人紅袖，慟哭話昭陽。

很顯然，作者在借器物抒發懷古之情的同時，也表達了追悼明王朝的沉痛感受。李澤厚指出，清代文藝有一股感傷主義的潮流(參見《美的歷程》第十章第三節)，這一類作品就屬于典型的感傷型文學，它與搜集文物的風氣又是緊密相連的(陳維崧本人就收集有大量明朝的紫砂茶壺)。

與搜集占董相關的是清人的藏書熱。有清一代最尚讀書，就閱覽典籍的數量來說，沒有一個朝代能與清人相比，這便造就了清代濃厚的文化氣氛。為了讀書，就須購書，圖書市場因此火爆。由購書，清人又發展為藏書，不管是否有暇盡閱，先買下再說，它成了一種特殊的癖好。清代人收藏圖書，尤重宋、元刻本，這也屬于嗜古之癖。藏書家“凡宋雕元槧與舊家善本，若饑渴之于飲食，求之必獲而后已”，一旦重金購得，必“綈錦為衣，旃檀作室，扃鑰以為常”，“視為枕中之鴻寶焉”(《清稗類鈔·鑒賞類》)。清代的藏書家是歷朝最多的，千冊以上的藏書乃是一種普遍現象，稱不上家，真正稱得上藏書家的必達數萬冊之巨，且建有書庫。如鄞縣范氏的天一閣、常熟錢謙益的絳云樓、常熟毛子晉的汲古閣、新城王士禛的池北書庫、秀水朱彝尊的曝書亭、金陵曹寅的楝亭、北平孫退谷的萬卷樓、杭州吳焯的瓶花齋、余姚盧文弨的抱經樓、蘇州惠棟的百歲堂、大興翁方綱的寶蘇齋、海寧吳騫的拜經樓、桐鄉鮑廷博的知不足齋等等。這些人既是聞名海內的藏書家，也是著名的學者或作家。

其實清代人藏書，不光限于學者，普通市民，乃至不讀書之人，也愛好藏書，這已經成了一種時尚、一種值得向人炫耀的資本。據記載，當時富商大賈以重金購買古書、古字畫，制柜珍藏，結果發現乃屬贗品的比比皆是。某富翁曾購得一部“宋版”書，書商指點云，封面為宋代五彩蜀錦，襯紙為宣州舊玉版，富翁大喜。翌日持以示人，客人發現書名為“元秘史”，便問之曰：“豈宋時已預刻之耶?”富翁此時方知上當。又比如京師琉璃廠書肆有一部《圖書集成》，標價萬金，送禮者多將其列于禮單之首，作為賄賂權貴的重物，此書屢售而屢現于書攤，依然標價萬金，可見權貴們原已轉手換錢矣。不管真讀書也好，趨趕時髦也好，總之，以書為貴乃是當時的社會風尚，而且確實也存在著一種以典雅為美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和商品經濟相結合時，就變為古今雜糅、雅俗混同的社會景觀了。

綜合而言，審美文化作為一個大的歷史、文化范疇，其內部各層次之間是互相影響、互相協調、彼此相通的。清代文化的底蘊正是通過它們的整體溝通，得以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