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地域文化·先秦散文與地域文化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軸心時代”^①，繼承悠久史官傳統的歷史散文大量涌現，諸子百家學派林立，他們競相以散文為武器論辯、爭鳴，闡發己見，其結果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批文史哲元典性論著的誕生。同時，民族和地域在若干大國的操縱下激烈整合，并最終形成華夏族和各具個性的地域文化，中國歷史的地域文化格局由此成型并深深影響著中國文化。

文學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它對地域文化的承載具有其他載體，諸如民俗傳統、經濟系統、宗教信仰、社會組織等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創作時它可以突破作者的地域局限而展示其他地域的文化特點，成型之后它可以廣泛流傳被不同地域的人們所接受并施以影響。散文和詩歌是春秋戰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樣式，也是當時地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載體之一。但散文和詩歌的發展從時空分布上來說并不平衡，把這兩者的重要作家作品做一個比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首先，在時間上，《詩經》基本上收入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作品，即成書年代范圍是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渡袝返某蓵甏y以確考，但在《國語》《左傳》以及《論語》《墨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已見稱引，可知此書在春秋時即有流傳?！洞呵铩芳冉浛鬃有抻?，一般認為應為孔子晚年之作。按“絕筆于獲麟”之說，則成書當在孔子逝世的前三年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蹲髠鳌返某蓵趹饑跄?，《戰國策》則在戰國末年秦漢之際?！墩撜Z》的成書在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的時代，約為春秋末戰國初。《墨子》的成書與此類似?！独献印反蠹s于戰國前期由道家后學編整而成?！睹献印烦蓵s在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之間的后期?！?a href="http://www.tenkaichikennel.net/cidian/zhuangzi/"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莊子》成書約為戰國后期。《楚辭》為戰國晚期之作?！俄n非子》《呂氏春秋》則更在其后。由此可見，與地域文化之走向成熟相始終的是散文而非詩歌。其次，就作者與各地域文化的關系而言，散文作家大都有游歷他國的經歷。他們帶著宏通的眼光奔走四方，或講學或游說，有的人則在別國建功立業。他們因此領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詩歌則不然，《詩經》三百篇各有其主，亦各有其產地，主要反映的是較單一的地域特色?！冻o》代表作家屈原則眷戀楚國，雖遭流放仍癡心不改，反映的是固守一楚之地的觀念?？傊⑽牡牟d足以反映春秋戰國時代地域文化交融、碰撞、整合的過程。

但顯而易見的是，散文在各地域的發展并不平衡。齊、秦、楚都是當時雄據一方的大國，而且歷時達三四百年之久，以它們為中心形成了龐大的文化圈，而在散文中，表現最顯著最充分的卻是魯文化。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述九流十家之中，儒、道、墨、法為當時“顯學”。盡管這四家及其他各學派創立者和代表人物尚有若干人物的地域尚未完全確指，但這些“顯學”與魯文化的密切關系卻是有目共睹的^①，則魯文化的強勢特征主要是由散文來表現和承載的。然而，歷史表明，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春秋戰國時代，魯國充其量只是一個二等侯國。雖然它在生產關系上有過個性創新，在周朝列國中首先實行“初稅畝”，人們也希望“魯雖舊邦，其命維新”，但魯國的整體衰落卻是不可避免的。

魯國是當時“周禮”的東方文化中心，是儒家學說的發源地，尊崇周禮、尊尊親親即是魯文化的核心。具體地說，就是嚴格遵守周王朝規定的禮節、職官、等級制度，可以說魯文化是周王朝秩序的典范和代言人?？鬃?、孟子、墨子就生活于如此環境之中，老子也深受魯文化的浸染。

孔子是《春秋》的編訂者和《論語》的中心人物，年幼之時就喜歡“陳俎豆，設禮容，揖讓進退”，以模仿行禮的儀式作為游戲的節目，長大成人之后，更是孜孜不倦地學習、研究、傳播周文化。子貢說他：“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論語·子張》)孔子也當仁不讓，以繼承文武道統自居：“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在魯文化的涵養下，他一面鉆研傳統典籍，一面廣泛地接觸社會。人到中年后立私學聚徒講學，周游列國，從而逐漸形成了自己對周禮的理解，對禮崩樂壞的現狀深感不滿。魯史《春秋》本來就是魯文化的直接產物，再經孔子編刪而成編年史《春秋》，更深深打上了魯文化的印記。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洞呵铩分x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贝酥兴浴洞呵铩分x即后儒所言“微言大義”，而這是和魯文化遵循周制，維護周禮，褒善貶惡，堅決維護周王朝大一統的社會秩序等特質聯系在一起的。

在敘事上，《春秋》“簡而有法”，這方面《史記》有這樣的經典表述：“是以孔子……興于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又：“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總之既簡明扼要，又嚴謹有方，修辭的嚴密來源于、又象征著禮節的嚴格。此外，其語言之凝練、含蓄，歷來為人所稱道：一萬八千余字，記錄了242年的史實。這正如舉止揖讓，看似簡單的動作，蘊涵的是深廣難測的用意。“一字褒貶”就是體現這種文化精神的經典表述。如此等等皆是魯文化的積淀所決定的。與此類似，《論語》這部孔子語錄，語言也是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睹献印氛Z言之曉暢似與孔子、老子語言風格相背離，其實孟子為文之氣盛，亦是魯文化“正氣”一以貫之的產物。理直而氣壯，魯為正統，代道義立言，替周天子行道，是孟子為文理直的理念基礎，缺少這種理念的支撐，雄辯之盛氣勢必會成為狡辯之詭氣。

注釋

①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第148—149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① 孔子、孟子都是春秋時魯國人,墨子一說是魯人,一說是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