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心學·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演進·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綜合研究

對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之關系做出綜合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潘運告《沖決名教的羈絡——陽明心學與明清文藝思潮》、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許總《理學文藝史綱》、宋克夫和韓曉《心學與文學論稿》、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等，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也列有“陽明心學與明代中后期的文藝新思潮”專章。這些著作的學術水平有高低之別，但均對陽明心學與文學思潮的某個側面做了較為完整的考察。一般認為陳獻章是明代心學的發端，王陽明是心學體系的完成，嘉靖年間的唐宋派是心學實際介入文學思潮的開始，徐渭是受心學影響而又開始重個性、重情感的作家，李贄的童心說是心學思想向重自適、重自我、重真實、重自然的文學思想轉折的標志，晚明的湯顯祖、公安派、馮夢龍、竟陵派甚至包括金圣嘆，均受到心學尤其是李贄思想的深刻影響。

馬積高是較早關注此問題的學者，其《宋明理學與文學》一書對明代前期理學對文學的負面影響、明代中期前七子復古運動的反理學傾向、王學的分化與李贄反理學思想及其對文學的影響、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學思潮與戲曲小說等等，都進行了梳理敘述，可以說這是對理學(包括心學)與明代文學外部關系考察的專門之作，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韓經太的《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第五章“靈性與靈明：明代心學發展中的文學意識”，主要是在學理性上對心學與文學關系所進行的探討，較之馬作顯然又深入了一步。比如書中說：“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滿街都是圣人’，以及何心隱‘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故能鼓動人心’，既是理學之世俗化的表現，也是理學之通俗化的表現。前者是適應新現實，后者是改造新現實。這互相依存的兩面，必須兼顧到，否則，便不能把握理學之新生現實品格的全體。”^①作者將此種現象概括為“人性啟蒙的雙重指向”。這對理解晚明文學中既重物欲又重教化的復雜情形是非常重要的，從而顯示了作者良好的思辨能力。左東嶺的《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則主要是對陽明心學對士人心態的影響與塑造方面進行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打通心學與文學關聯的途徑。書中認為陽明心學本來是一種救世的學說，它由內在超越的個體自適與萬物一體的社會關懷兩方面的內涵構成，目的是要解決自我生命的安頓與挽救時代的危機，然而在現實的歷史運行中，它卻伴隨著環境的擠壓而逐漸向著個體自適傾斜，從而變成了一種士人自我解脫的學說。全書結合歷史的具體狀況對此轉化過程進行了描述，并對各時期轉化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對陽明心學如何影響中晚明時期的各種主要性靈文學思想進行了探討。其優點表現在歷史感的把握與深入細致的實證性研究。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與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實際上都是從心學與佛道的關系來論述佛道對晚明文學思想的影響的，因為從陳獻章、王陽明創立心學理論開始，便與佛道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果不了解其與佛道的復雜關聯，便很難弄清佛道真實內涵與特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幾乎很少有獨立論述佛道對晚明文學思想之影響的，而是往往與心學一并討論。如黃著共論七個命題：心源說、童心說、性靈說、主情說、自適說、無法說、白蘇論，它們就全是心學體系影響下的文學理論命題。這些論述深化了對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認識，是很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則是將心學對文學的影響與社會習俗、士人風氣放在一起討論的，這些討論往往涉及心學與城市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階層的壯大等復雜關系，而要真正理清這些關系，其研究深度還是遠遠不夠的。

注釋

① 第238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