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建安文學研究文獻·建安七子及其他詩人研究文獻

“七子”這一名稱，始見于曹丕《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建安七子最早的合集始于曹丕。《與吳質書》稱：“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是書作于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說，諸子合集是七子最后一個(徐幹)死時的建安二十三年的第二年所輯。《隋書·經籍志》未著錄，知其久已亡佚。明代楊德周《匯刻建安七子集》為至今存世較早者，但此集有曹植而無孔融。清人楊逢辰《建安七子集》則補入孔融而去掉曹植。長期以來，建安七子和建安其他詩人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孫至誠《孔北海集評注》，1940年《語文文學專刊》2卷1號發表的陸侃如《建安孔融詩譜初稿》《建安王粲詩譜初稿》，1921年4期《文藝會刊》發表譚其覺《王粲年譜》，1932年《清華周刊》37卷7期發表般乃《從王粲〈登樓賦〉說到騷賦和辭賦的分別》是其中的佼佼者。20世紀后半葉出現了較大變化。首先，出現了一些搜集、考訂建安七子詩文及評述建安七子生平事跡的著作。徐公持的《建安七子詩文系年考證》(《文學遺產》增刊14集，1982) 將七子今存詩文之有可考的72篇作品，按年代先后編次，加以考證。此外，俞紹初的《建安七子集》(中華書局1989)、郁賢浩、張采民的 《建安七子詩箋注》(巴蜀書社1990)、吳云的《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韓格平的《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及 《建安七子綜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等在前代輯本考證的基礎上，鉤沉索隱，辨偽訂訛，為建安七子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學術平臺。其次，對建安七子的思想、創作提出了全新的觀點。即以建安七子的處世態度而言，流行的觀點認為孔融的政治態度與其他六子不同，他與曹操有矛盾，王粲等人則依附于曹操。與此說不同，學者們各抒己見，或以為七子在依附曹操前后都具有共同之處;或以為孔曹交惡是性格的沖突，或以為孔曹交惡源于政治立場的對立。王粲的態度亦比劉楨等人遠為復雜，不宜籠統說王粲等六子依附于曹操政權。在文學創作方面，學者們析論了建安七子詩、文、賦的主題類型與藝術特征以及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或總論七子的共同特征，或分論七子的不同特色，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新見解^①。

建安七子之外，建安時代還有許多優秀的作家。其中，蔡文姬最為引人注目。關于《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的考證從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開始，如1930年羅根澤發表《〈胡笳十八拍〉作于劉商考》(《朝華月刊》2卷1、2期)。到了50年代，就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郭沫若、劉大杰、蕭滌非、王季思等人參加了討論^①。同時，對楊修、丁儀兄弟、吳質、繁欽、應璩、甄后、左延年等建安作家有所論述。較之于建安七子和其他詩人在建安文壇的地位，我們的研究還很不相稱。與建安七子的研究相聯系，對建安文人集團的研究也應該說是建安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文人集團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鄴下文人集團雖不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文人集團，但它以其嶄新的面貌、獨特的風采而飲譽詩史。近年來一些學者圍繞鄴下文人集團的人員組成、組織方式、活動內容以及對后世文人集團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考論，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或以為三曹與鄴下文士之間是平等、友好的新型關系，曹丕、曹植兄弟與鄴下文人之間具有誠摯的友情，鄴下文人集團的活動，促進了文學的繁榮，其活動方式、內容為后世文學集團做出了榜樣;或以為三曹與諸子的關系是主子與文學侍臣的關系，鄴下詩人的創作既有激越昂揚、奮發向上的一面，又有徘徊消沉的一面，后者顯露出來的消極趨勢是不容忽視的; 或以為鄴下文壇是噩夢之鄉而不是所謂的作家樂園，淪為“作詩相公”的鄴下諸子們的人格和自尊已經深深地受到了摧殘。關于鄴下文人集團的研究，雖然文章不多，卻可以看到針鋒相對的觀點。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和評價鄴下文人集團是一個尚待深入研討的問題。

注釋

① 如徐公持的《建安七子論》,《文學評論》1981年4期;衛紹生《論建安七子的處世態度》,《許昌師專學報》1989年4期;何人斯的《論孔融文風》,《中國文學研究》1987年2期;張普《孔融淺論》,《北方論叢》1989年2期;周振甫的《論王粲詩賦為建安七子之首》,《許昌師專學報》1988年4期。① 詳情請參見盧興基主編《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第90—107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