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xué)與地域文化·《詩經(jīng)》與地域文化·從《詩經(jīng)》看宗周文化

對周王室的尊崇禮尚，維護大一統(tǒng)的政治格局，是宗周文化的基本內(nèi)涵。就地域而言，由于宗周文化的政治內(nèi)涵遠較其他地域文化豐富，憑借政治上的優(yōu)勢，它可以突破地域局限而輻射各地。從《詩經(jīng)》看宗周文化不外乎以下兩方面，一是宗周文化的興盛，一是宗周文化的衰落。

關(guān)于宗周文化的興盛，《詩經(jīng)》反映的形式多種多樣。首先是《周頌》和二《雅》中保存有大量歌功頌德的詩歌，多屬廟堂樂歌或官方樂歌，出自公卿、列士、樂官之手。主題無非是或頌帝王、歌天命，或頌戰(zhàn)功、揚王威，或頌宴飲、贊嘉賓。這些作品產(chǎn)生的條件當(dāng)是周的國勢蒸蒸日上，王室之威尚行于天下，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大雅》里所集中保存的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詩則是從歷史角度巧妙地加以表現(xiàn)。 《生民》《公劉》《》《皇矣》《大明》即是一部具體而微的粗線條勾勒的周民族從發(fā)祥、創(chuàng)業(yè)到建國、興盛的歷史。無論是歌功頌德之作還是敘述歷史演進之跡的史詩，都是展示周王室有功于天下蒼生百姓，因而自信、自豪、卓然君臨天下，綏服四方的興盛圖景。其次是《魯頌》四首。這四首魯僖公的頌歌盡管出自魯國，但是因為魯國文化與周的宗室文化的密切關(guān)系，實際上反映的是宗周文化的興盛。周朝初立，武王指派其最信任的弟弟旦去殷人的發(fā)祥地奄(即今山東曲阜)，建邦稱魯。旦則遣其長子伯禽率部屬在封地正式實施統(tǒng)治，并分得殷民六族和許多典冊文物。因此魯國又被稱為“東周”，即東方的周室中心。周公“制作禮樂”即以魯國作為推行“周禮”的東方文化中心，在祭祀的禮儀上，是和周天子具有相同的規(guī)格。清人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曰：“魯無大功德而有《頌》，且變?yōu)轫灳歉鎻R，則其無大功德堪以告廟，不得變而為頌君之辭也可知。然未免近浮而夸矣。此《頌》之變也。《頌》既為此體，編《詩》者雖欲刪而除之，其可得乎?是編《詩》而存《魯頌》，非存魯之《頌》，乃存《頌》之變者耳。”其實，存《魯頌》并非僅為聊備這“變頌”之一格。撇開其正禮層面的涵義，從地域文化角度來看，《魯頌》實質(zhì)上為頌揚宗周文化而設(shè)。如《魯頌·泮水》，先頌僖公出征的威儀排場，再頌他的文治武功，又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魯之祖即周之祖，頌魯之祖及僖公實為頌周之先祖及其子孫，頌其盛德懿行，煌煌功業(yè)。最后頌僖公征服四夷，代天子行禮樂征伐，“尊王攘夷”，維護周的大一統(tǒng)，反映的是宗周文化的強勢特征。

關(guān)于宗周文化的衰落，《詩經(jīng)》中大量的怨刺詩即是其征。這些作品在內(nèi)容上與歌功頌德之作恰相對立。在儒家看來，怨刺詩即是所謂“變風(fēng)”、“變雅”，是王道衰落、禮崩樂壞、政教不行、人倫廢喪的產(chǎn)物。班固《漢書·禮樂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怨刺詩的確是亂世的產(chǎn)物。周王室的衰微并非一個突如其來的過程，而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這可以從怨刺詩所指對象的先后關(guān)系看出來。但大多怨刺詩產(chǎn)生于西周末年厲、幽時期及其以后。如《大雅·抑》第三章：“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對統(tǒng)治者荒淫失道大加鞭撻，宗周文化的式微即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