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一詞，是白居易提出的。所謂新樂府，就是以新題寫時事的一種詩。這是針對長期統治詩壇的“嘲風月、弄花草”的形式主義文風提出的。關于“用新題”的問題。建安以來，文人樂府也間或有寫時事的，但多借用古題，使題目與內容不協調，也使反映現實的范圍受到限制。新樂府則自創新題，所以又名“新題樂府”。關于“寫時事”，建安后也有自創新題的，但內容與時事無關。杜甫雖有既用新題也寫時事的，但不是所有新題都寫時事，而白居易的五十首《新樂府》全寫時事，專門“刺美見(現)事”。關于是否入樂的問題，新樂府不以入樂與否為標準。音樂上“未嘗被于聲”，只有樂府之名，而文學上則體現了漢樂府精神。“新樂府運動”既是一次恢復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傳統運動，也是一次文學通俗化的運動。“新樂府運動”之所以成就重大，影響深遠，首先在于它有一套進步的文學理論作指導。白居易在總結《詩經》以來詩歌創作經驗及前人和同時人詩論中的進步因素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詩歌理論，并以其創作實踐豐富了理論：

首先，強調詩歌的使命在于“補察時政”，“泄導人情”(《與元九書》)，“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讀張籍古樂府》)。從而達到“上下交和，內外胥悅”的政治目的。在《與元九書》中明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詩歌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樂府詩序》)，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認為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它必須植根于現實。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而形于歌詩也。”這就是說詩的產生是由于“事”觸動了人的感情的結果。而這種“事”決不是個人小事或“嘲風雪，弄花草”的無聊之事，而是“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與元九書》)的生民國家大事。因此，詩人要“多詢時務”，關心政事，主動從現實生活中去吸取創作源泉，才能寫出為政治服務的作品來。

其次，闡述了詩歌的特性，強調詩歌的作用和社會功能。《與元九書》)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圣賢，下至愚騃……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在提出了詩歌的情、言、聲、實四要素后，緊接著論述了它們之間的關系，由于詩歌有著巨大的感人之“情”，因而“實義”最為重要，應有《詩經》“六義”那種“美刺”精神，并對六朝以來脫離現實的綺靡頹廢的文風給予徹底的否定。同時指出，詩歌也要注意“言”與“聲”等表現形式，顧及詩歌的藝術性。

再次，從文學的認識意義和教育意義出發，為了發揮詩歌的功能，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形式要為內容服務。主張“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要“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同上)，“非求宮律高，不為文字奇”(《寄唐生》)，做到語言通俗平易，音節和諧婉轉，內容真切感人，很好發揮詩歌功能。

白居易總結和發展了前人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盡管還有某些局限，但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和歷史意義。“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和參加者們，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創作的“新樂府”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批判性。它繼承和發揚了《詩經》“風雅比興”和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傳統，具有很強的現實性、戰斗性和生命力。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亂之后，唐王朝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急劇變化。在貞元、元和年間，外族吐藩回紇不斷入侵，內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戰爭頻仍，賦稅繁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些現實為“新樂府”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而“新樂府”又較深刻地批判了這樣的現實。比如白居易的“諷諭詩”就廣泛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荒淫腐朽的本質，提出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強烈的斗爭力量。

諷諭詩中表現民間疾苦，揭露統治階級橫征暴斂的代表作品有《觀刈麥》、《杜陵叟》、《采地黃者》、《重賦》、《賣炭翁》等名篇。《觀刈麥》極寫農民麥收季節的辛苦。通過“貧婦人”的悲慘遭遇，揭露了當時封建課稅的殘酷，對廣大農民終年勞動而不得溫飽的痛苦生活，寄予極大同情。《采地黃者》畫出了一幅人瘦馬肥圖，尖銳地揭露了社會上兩個階級完全不同的生活——窮生的性命不如富家的牛馬。《重賦》通過農民冬日無衣穿，官庫“繒帛如山積”的對比描寫，揭露了封建社會中嚴重不合理現象。《杜陵叟》描寫在天災迭降的情況下，統治者卻“急斂暴征求考課”，迫使農民“典桑賣地納官租”。對此，詩人憤怒喊出：“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的呼聲，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宋人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幾乎罵”，確實如此。《賣炭翁》通過一個賣炭老人的故事表現了勞動人民營生的困苦，揭露了唐代宮市制度的罪惡。貧窮勞苦的賣炭老人，在南山伐了薪燒成炭運到京城出賣。他“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希望木炭不跌價，雖然衣服穿得單薄，身上很冷，而“心憂炭踐愿天寒”，其目的是為了維持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的起碼生存條件，但這最低愿望也成了泡影，木炭被“手把文書口稱敕”的“黃衣使者白衫兒”掠奪了。作者寓愛憎于敘事之中，對“宮市”制度給予強烈譴責。

諷諭詩中有不少是抨擊封建貴族奢侈浮華生活的。《紅線毯》一詩，寫宣州太守為取得皇帝的寵信，每年都要勒索宣州人民編織的大量絲毯向朝廷進貢。詩人憤怒責問：“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買花》用“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對比，揭露統治者的奢侈豪華生活。《輕肥》、《歌舞》等詩，剖析了當時貴人們肥馬輕裘，紅燭歌舞生活，以及桌子上的九醞美酒，水陸八珍，是建立在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悲苦和死亡上的。詩人們以匕首般的語言憤怒指出：“是歲江南旱，衢州人吃人”，“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在諷諭詩中，還有不少反映婦女命運的詩，這是難能可貴和值得重視的。作者對封建制度壓迫下婦女的不幸遭遇從多方面進行反映，給予無限同情。《井底引銀瓶》寫一個多情少女為追求婚姻的幸福，勇敢地逃離家庭而委身于自己所愛的男子，她的正當行為為封建禮教所不容，而遭到可怕的非議和迫害。詩人以極大同情對其遭遇鳴不平。在《母別子》中，詩人以強烈不平和無限憤懣抨擊了負心男子在得到高官厚祿以后，就拋妻棄子另娶新人，造成母子分離的悲憤現象。《上陽白發人》通過上陽人的悲慘遭遇，反映出在深宮幽閉的歲月里，葬送了無數女子的青春和幸福，揭露了封建宮廷廣選妃嬪的殘酷與罪惡。在《太行路》中，詩人喊出了“人生莫作婦女身，百年苦樂由他人”的沉痛凄惻的不平之聲。

諷諭詩中還有些表現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西涼伎》通過老兵的口慨嘆：“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風翔。”但是邊防將領忘記了他們的職責，沉天“醉坐笑看”西涼伎人表演獅子舞。“遺民斷腸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這是什么原因？詩人在《城鹽州》詩中揭露了他們的秘密：“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邊將們為了保存勢力邀寵固權而不惜養寇縱敵。不僅“養寇”，而且把冒死從失地逃回來的愛國者當成“寇”去邀功請賞，真是令人發指。詩人對于正義戰爭態度是積極的，而對統治者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卻堅決反對。《新豐折臂翁》就鮮明地表現了這點。

白居易的諷諭詩題材廣泛，鋒芒銳利，象一把把匕首刺向統治集團，把那些丑惡，陰暗的東西都無情地揭示出來了。難怪當時“權豪貴近者”，讀后要“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握軍要者”，讀后要“扼腕”、“切齒”(見《與元九書》昵。

第二個特點是通俗性。“通俗性”是“新樂府”詩人，特別是白居易的獨創，所以他們被稱為中唐的“通俗詩派”。如前所述，白居易主張“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李肇《國史補》說：“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淺切于白居易。”這“淺切”就是淺顯深切，說明它的“通俗”，不同于一般的平庸粗糙，而是經過反復錘煉以后所形成的平易流暢的語言風格。他在《詩解》中曾說：“舊句時時改，令老嫗解之……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周了閑《香山詩評》載有：“張文潛以五百金購白居易詩稿本，見其竄改涂乙，幾不存一字……”可見其并非信手拈來，而是經過仔細推敲，精心修改的。蘇軾說“白俗”，王安石說“白俚”，這似乎是貶抑之詞，卻正好說明白居易詩歌語言接近人民，也正因為如此，“新樂府”獲得普遍、廣泛的傳播。據《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記：“白詩在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白氏在《與元九書》中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王定保《唐摭言》引唐宗室李忱吊白氏詩：“童子解詠《長恨曲》，胡兒能誦《琵琶篇》”。《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記載：“雞林(新羅國)賈人求市(白詩)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一百金換一篇。”白居易的詩在當時就產生這樣大的影響，不但漢民族喜歡，而且少數民族也熱愛，不但在國內廣為流傳，而且流行國外。這除了它現實主義內容之外，其語言的通俗流暢，音韻的和諧優美也是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在《與元九書》中所說：“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人。”白居易，元稹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參加這個運動的還有張籍、王建、李紳等詩人。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后移居下邽(今陜西渭南縣)。他青年時代就因戰禍而避難越中，過著，“衣食不充，凍餒并至”的貧困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近人民，對他的詩歌創作，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道路關系極大。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的思想帶有儒釋道三家雜揉的色采，但儒家的“窮則獨善將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是他立身處世的指導思想。他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閉適詩，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可見，這一思想既支配他政治態度，也支配他創作方向。如果以貶江州為界將其分為前后兩期的話，那么其思想前期以“兼濟”為主，后期以“獨善”為主。前期他“為民請命”，勇敢戰斗，憤怒批判，不怕犧牲自己，政治態度十分積極。后期他走上了明哲保身，樂天安命，妥協消極的道路。但“兼濟”是他的思想，“獨善”只是他的一個無可奈何的退路。他后期雖以游山玩水、參禪、學道、飲酒來解除內心的痛苦，思想比前期退了一步，但并未放棄一切原則。在外任上，仍盡力做些有益于民生的事，如興修水利等而受到人民愛戴；政治上不與黑暗的官場同流合污，一直保持自己潔白的品格。

白居易是我國文學史上從事詩歌創作很突出的一位詩人。他將他創作的三千多首詩歌分為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詩四大類。價值最高的是諷諭詩，它是“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的體現，也是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諷諭詩共一百七十余首(其中《秦中詠》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它主題明確，形象鮮明，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強烈的斗爭力量。

除諷諭詩外，值得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長恨歌》和《琵琶行》。這是白居易長篇敘事詩的杰作。

《長恨歌》是白居易早年作品，寫明皇誤國，貴妃死難的悲劇。詩歌布局謹嚴，故事曲折，語言優美，形象鮮明。作品可能受了當時傳奇文學的影響，加上神仙道士的穿插，豐富奇詭的想象，使故事充滿戲劇性的情節和浪漫主義色采。作者一方面對統治者荒淫誤國給予強烈的諷刺和批判，同時，通過美化的藝術形象，把宮廷愛情故事寫得美麗動人。就歌頌愛情這一點上，由于藝術的感染力量，遠遠超過了李楊愛情悲劇的本身，而得到人們的喜愛。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時所作，比《長恨歌》更富于現實主義意義。詩歌以琵琶女淪落身世為主題，聯系作者在政治上所受的打擊，反映了被壓迫者的悲慘命運。作者以同情的筆觸，把“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而落得“守空船”的琵琶女的生活感情，極生動地描繪了出來，表露了他們之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共同的不幸遭遇和感嘆。通過哀怨和激憤的琶琵語，唱出了他們的不幸，唱出了社會的不平。詩歌敘事抒情有機結合，刻劃人物深刻生動，比喻新穎精妙，語言優美明快。

白居易諷諭詩以外的三類詩，雖多數能反映社會現實，但也有少數宣揚佛老的消極無為、感嘆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消極東西，應該具體分析。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他和白居易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人，文學觀點基本一致，兩人齊名，世稱“元白”。元稹有《樂府古題》十九首(和劉猛及李余的)，《新題樂府》十二首(和李紳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和階級剝削。與《長恨歌》并稱的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以安祿山事變為背景，作者借宮邊老人之口，批判了唐玄宗朝政的黑暗腐朽。詩歌針對當時現實，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內亂的主張。元稹還有些小詩也寫得含蓄有味。如：“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行宮》)。”前人評論：《長恨歌》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的確是各盡其妙。其諷諭詩不如白居易的尖銳有力。

總之，“新樂府運動”是唐代一次詩歌革新運動。它繼承發展了我國詩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較全面地解決了詩歌的功能、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以及詩歌創作中(諸如內容與形式、語言、音韻等)幾個重大的理論和創作問題。在這些理論指導下所創作的“新樂府”，廣泛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疾苦，抨擊了社會的黑暗，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本質，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斗爭力量。它不僅為唐代詩壇增了色，也為中國文學史生了輝，對我國詩歌的發展給予積極健康的影響。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所創作的大量詩歌，在當時即為廣大群眾廣泛傳頌，不少佳作今天仍膾炙人口，是我國文學寶庫中一份珍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