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園有桃，

其實之肴。

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

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桃、肴、謠、驕，宵部。哉、其、矣、之、思，之部。)

園有棘，

其實之食。

心之憂矣，

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罔極。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棘、食、國、極、哉、其、矣、之、思，之部。)

〔譯文〕

園里有棵桃樹，結(jié)的桃子真好吃。心里充滿憂傷，嘴里哼著歌謠。不了解的人，說我狂傲。他說得對嗎?你以為怎樣?我心里充滿憂傷，有誰能真正了解我呢?有誰能真正了解我呢?何不把它全部忘掉!

園里長著一棵桃樹，采摘桃子來品嘗。心里充滿憂傷，到處游走閑逛。不了解的人，說我失常。他說得對嗎?你以為怎樣?我心里充滿憂傷，有誰能真正了解我呢?有誰能真正了解我呢?何不把它全部忘記!

〔評介〕

《園有桃》兩章，章十二句。這是抒寫一位士人抒發(fā)對國家的命運充滿憂慮，但又不被人們理解的苦悶心情的詩。《詩序》說得比較貼切：“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居，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這些話盡管對作者的動機用意不作直截了當(dāng)?shù)慕忉專瑓s也說明了當(dāng)時魏國的一般政治情況。雖然《詩序》中有些話只是推測，但畢竟還是抓住了本詩的要害——“刺時”。朱熹在《詩集傳》中認為是“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還說：“言園有桃，則其實之肴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方玉潤認為此說是“尤含囫滑過，毫無意義”。方的評論雖然有些刻薄，但是指出了朱子之說并未揭示出具體的實質(zhì)性問題。方玉潤還認為姚際恒的評論(“桃、棘，果實之賤者。園有之，猶可以為食，興國之無人也。故直接以‘心之憂矣’云云。”)是“就詩論詩，未嘗即當(dāng)日情事而一思之耳”。他認為詩人的意思是說：“園必有桃而后可以為肴，國必有民而后可以為治。今務(wù)為刻嗇，剝削及民，民且避碩鼠而遠適樂國，君雖有土，誰與興利?旁觀深以為憂，而當(dāng)局乃不以為過，此詩之所以作也。”因此，方玉潤認為本詩的主旨是“賢者憂國政日非也”。這是對的。

今人對本詩主旨的認識也不盡相同。余冠英先生在《詩經(jīng)選》中說“這是憂時的詩，和《黍離》相類”，從《序》“刺時”說。陳子展在《國風(fēng)選譯》的解題中說本詩“大概是一個驕傲而且急躁的大夫，愛發(fā)議論，自以為是，受到了挫折，因而憂讒畏譏，心灰意懶，作了這篇詩。”雖是“大概”之說，卻不無道理，只是這個結(jié)論似乎過多地強調(diào)了本詩的消極方面，還是多看一點“憂國憂時”為好。

據(jù)朱熹的《詩集傳》說魏“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圣賢之遺風(fēng)焉。”這樣一個屢遭大國侵削的小國，加上地瘠民貧，缺財乏力，處境是岌岌可危的。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加緊對百姓的剝削，民不聊生，國勢日落。對此，有識之士怎能不憂心如焚呢?這一情況，從《魏風(fēng)》中的《葛屨》、《汾沮洳》中也可以看到。至于《伐檀》、《碩鼠》更是一針見血地斥責(zé)了統(tǒng)治者的貪婪。可見魏國統(tǒng)治者貪暴、無能，而人民還是勤勞愛國的。

全詩共兩章。每章開頭兩句，都是以園子里的桃和棘果實可以食用起興(朱熹認為兩章都是“興也”)，隱約透露出詩人甘于田園自守的處世態(tài)度。可是詩人還是關(guān)心國事的，于是以“歌且謠”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憂時傷世的情緒。這樣理解比較符合詩意。各章后邊的幾句都是說詩人憂國憂民的真情，又有誰才能夠真正理解呢?詩人愛護魏國，對糟蹋魏國的人倍加痛恨，自然要無情地斥責(zé)他們。但是這樣的做法可能不被一般人理解，反而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誹謗。于是詩人痛苦地呼出：“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他又沉痛地抒寫：“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深刻地突出了本詩的中心思想。舊評：“吞吐含蘊，長歌當(dāng)哭。”還是很有見地的。

本詩以四言為主，兼有三、五、六言，句式多變，活潑自由，讀來不覺單調(diào)。余冠英先生說：“本篇虛字多，句法參差，形式上有其特色。”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的“眉評”說：“姚氏際恒曰：‘詩如行文，極縱橫排宕之致。’此詩與《黍離》、《兔爰》如出一手，所謂悲愁之詞易工也。”這些評論都很準確地反映了本詩的藝術(shù)特點別具風(fēng)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