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讀《三國演義》了,不過印象還在的。特別是諸葛亮,不時要想到,覺得他委實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聰明人的典型。
劉備應孫權之邀,過江招親。諸葛派了趙子龍將軍隨行,承擔保衛之責:臨行之時,交給趙三通錦囊,其中各藏妙計一條。遇到極大困難時,扯開一觀,就會得到解脫困境的妙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我現在只記得那第二次。劉備招親之后,十分開心。蜜月持續得太久了,不但全然忘卻了荊州,連趙將軍也輕易不肯接見。劉備的這種壞脾氣,好像也傳給了阿斗,“樂不思蜀”的那一幕,就是乃父東吳招親的翻版。這是值得歷史生物遺傳學者加以注意、研究的。
劉備這種壞脾氣的確給趙將軍帶來了絕大的困惑。他不得已,從懷中摸出了錦囊。扯開一看,“呵,呵,是了!”馬上進宮,謊報曹操大軍進攻荊州。果然有效,劉備終于從粉紅色的夢境中驚覺,頭腦清醒起來。
千百年來人們都十分佩服諸葛亮,當作神仙,這是上了《三國演義》的當。即以此事而論,諸葛料到東吳招親必然會產生這樣的后果,是他長久對劉備進行觀察、分析以后獲得的結論,是從感性到理性的過程。他據此做出決策,封入錦囊,交給趙子龍去執行。至于這決策是否正確,他其實也拿不定,還得由實踐來檢驗一番。后來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所料,證明諸葛的判斷與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算得上一條個別的客觀真理。
同樣的事例還有“空城計”。那全過程中的諸葛亮都是心旌搖搖,強作鎮靜的。因為他的此“計”正在接受著實踐的檢驗。直到司馬懿大軍后撤四十里,他才叫出了一聲“慚愧”!這說明,實踐的檢驗完成、通過了。但這條“空城計”的真理性可真短暫得很,司馬發現上當之后,馬上又殺回來。這時諸葛如果抱著舊經驗不放,照舊坐在城樓上面,無疑就要束手就擒。只是趙老將軍的一支人馬的出現,將司馬擋了回去。諸葛亮可實在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
諸葛亮有豐富的知識。在高臥隆中的日子里,他很讀了不少書。也并不像梁效所說,專攻法家著作,他倒是博覽的。他一切從實際出發,絕不搞“本本主義”。當疑難不決時,也決不從袋里摸出什么鬼谷先生的小冊子,尋章摘句,他只是裝作出神似的盯住他那把鵝毛扇只是看(據舞臺演出),其實只不過是在考慮問題,一般觀眾卻偏偏相信扇子上有什么花樣,那又是上了當了。
他也并非一貫正確,有時也會失算的。人盡皆知的是他誤用了典型的“本本主義者”馬謖,失守了街亭。馬謖的肚子里裝滿了兵書,背得滾瓜爛熟,隨時能夠選出一句來,活學活用。不幸的是他見了鬼,偏偏選了“置之死地而后生”這一條,結果在“死地”上一敗涂地了。韓信的幽靈也不曾給他以援救。
諸葛亮是實事求是的。他犯了錯誤,馬上給阿斗上疏檢討,“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他總結經驗,嚴于律己,承擔責任,請求處分,同時又斬了“本本主義者”的馬謖。看來好像很觸了一次大霉頭,失盡了面子。然而不然。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古今一切看官、讀者,從未由此得出結論,說他是個大傻瓜。
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兵敗之后,死不認帳,“空城計”不帶“斬謖”,卻搬出圖書館里收藏的各種兵家典籍,咬文嚼字,曲解附會,千方百計證明自己依舊是正確的,那他早就被觀眾趕下臺去了。
千百年來,人們承認諸葛亮是一位可愛敬的典型的聰明人,并非相信了他的自我宣傳。他的集子早就散佚了,經過歷代學者的搜輯,也只剩下了薄薄的一本,而且還不盡可信。人們是從他的畢生實踐中得出結論的。
據說過去有些將軍都是愛讀《三國演義》的,把它當做戰爭教科書,我倒有些相信。我也頗想找一本來重讀一遍,但并非為了學書不成要去改行學劍,我覺得這本小說里很有些值得注意的思想材料,值得好好學習。
1978年9月26日
(1982年三聯書店《榆下說書》)
賞析發思古之幽情,往往是為了現在。作家寫此文的那個“現在”,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思想解放運動之際。作家所重視的《三國》的“思想材料”,正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基本概念:實踐與本本。
“諸葛的錦囊”貌似“本本”,但不是“本本”,“是他長久對劉備進行觀察、分析以后獲得的結論”,是從實踐中來,最后又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決策”。文章特別強調即使被神化為料事如神的孔明,他的錦囊妙計也得“由實踐來檢驗一番”。文章特別形容了一番孔明施展“空城計”時“心旌搖搖,強作鎮靜”的心態,因為嚴峻的是正在接受實踐的檢驗,而且是生死攸關、軍國存亡的考驗。
現在原型研究已經不時髦了。但原型及類型的劃分還是有助于人類提高自我意識的。說這題外話是為了醒目:司馬在空城前犯了經驗主義錯誤——經驗告訴他諸葛一生不弄險;馬謖是典型的“本本主義者”;諸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到了“實事求是”,所以成為“聰明人的典型”。
所謂真正的聰明,就是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客觀地總結過去、科學地把握未來。這有思維方法的問題,更有品質問題。作為軍政統帥不能出以公心,就是再有心機,也很難一貫正確。《孫子兵法》論將的首條就是“仁”。諸葛亮受歷代國人愛戴的主要因素是他那被稱之為“萬古云霄一羽毛”(杜甫詩)的高風亮節。作家尤為心儀的一條是孔明勇于“自貶”,這里主要不是什么經驗主義、本本主義與否的問題,是一個“將德”問題。孔明有這種嚴于律己、深明大義的仁將風范,才使他能夠正確地對待實踐的檢驗。被實踐證明是錯的,絕不做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錯誤總結。文過飾非,大言欺人,必將被淘汰無疑。作家說得好:“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兵敗之后,死不認帳,‘空城計’不帶‘斬謖’,卻搬出圖書館里收藏的各種兵家典籍,咬文嚼字,曲解附會,千方百計證明自己依舊是正確的,那他早就被觀眾趕下臺去了。”
在“幫八股”文風彌漫文壇尚未褪盡之秋,作家這種“我手寫我口”的清新自然的文風,給人一份舒展、一份親切。時至今日,這種樸實、幽默的文體,依然具有啟示后學的教益。尤見老先生功力的是那種涉筆成趣的機巧,如“劉備的這種壞脾氣,好像也傳給了阿斗,‘樂不思蜀’的那一幕,就是乃父東吳招親的翻版。”發人所未發,精辟且逗人。論證諸葛亮不是教條主義者,也舉重若輕:“這時諸葛如果抱著舊經驗不放,照舊坐在城樓上面,無疑就要束手就擒。”尤其是說馬謖“活學活用。不幸的是他見了鬼,偏偏選了‘置之死地而后生’這一條,結果在‘死地’上一敗涂地了。”真可謂神來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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