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作者究竟是誰？

《淮南子》的作者，歷來被認為是淮南王劉安，《要略》是全書的序言，說“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論”，“劉氏之書”即劉安的著作，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來劉安還獻書給漢武帝，當時的人并未提出任何的質疑。因此，《淮南子》的作者本來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但隨著近代以來著作權意識的增強，認為真正執筆的才是作者，人們開始嘗試探討，認為《淮南子》是劉安的門客集體編撰的看法占據了上風。那么這些門客有哪些人呢？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引用《淮南要略》說：“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東漢的高誘明確指出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這八個人中，史書有記載的是左吳、毛被和雷被三人，但都沒有提到編寫《淮南子》的事情，因此《淮南子》的具體撰寫和任務分工，也就難以弄清楚了。現在習慣上認為《淮南子》的作者是劉安及其賓客。現代的觀念注重實際的著作權人，但在古代卻不是這樣，將《淮南子》的作者說成是劉安，這是古代著書的通例。秦漢時門客是主人的依附，主人得志時就為之效力，失意時則作鳥獸散，《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武安侯田蚡受到寵幸，“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因此座主和門客是互相利用的關系。主人提供食祿，門客貢獻文字，只是一場溫情脈脈的交易。劉安是諸侯王，他利用淮南王的尊崇地位和豐富的物質財富，接納賓客、蓄養士人，這是戰國末期直到西漢初年的通行做法。

戰國時期，士人作為獨立的社會階層開始活躍在政治舞臺上。這主要得益于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學在私門。在孔子之前，一切學問都在王官，孔子開創了私人授學的先例，建立了民間學問傳授的傳統。二是士的地位提升。隨著學問的下移，普通人也能通過讀書成為“知識分子”，他們中的聰慧者，能夠憑借才華為諸侯國任用，張儀做了秦朝宰相，蘇秦佩六國相印，他們能左右諸侯國的命運，“所在國重，所在國除”，士人地位的提升和價值的日益重要，使他們發出了“士貴耳，王者不貴”的口號。三是兼并戰爭中各國競相籠絡人才。戰國末期，涌現出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嘗君戰國四公子，他們是諸侯國王室貴族，對當時的政局影響甚大。

秦國雖然沒有權力獨大、影響政局的公子，卻有宰相呂不韋。呂不韋是戰國后期的大商賈，在趙國邯鄲遇到落魄的秦公子子楚，認為“奇貨可居”，因此深相結交，并為之出謀劃策，又將自己的美人獻給子楚，據說當時美人已有身孕，因此傳說嬴政其實是呂不韋的兒子。呂不韋通過討好沒有子嗣的華陽夫人，使子楚取得了嗣君的位置。子楚當權后是為秦莊襄王，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三年后莊襄王去世，嬴政即位，尊呂不韋為“仲父”。這一次的政治投機，使他成為天下商人身份轉型最成功的案例。

漢“講經圖”畫像磚

（高文：《四川漢代畫像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

呂不韋仿照“戰國四公子”，結交賓客，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并讓門人編撰了一部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字的著作，包括了古往今來天地萬物的道理，故稱《呂氏春秋》，是當時天下即將大一統的寫照。呂不韋很重視這本書，具有非凡的自信，將之刊布咸陽城門，上面懸掛一千金的賞金，若有人能增刪一字，即賞以千金，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實際上，這是一次成功的營銷，迅速地擴大了該書的影響力。

西安東郊韓森冢（傳秦莊襄王陵）舊影

（［法］謝閣蘭攝于1914年）

呂不韋招攬門客著書而成《呂氏春秋》，首開風氣，后來劉安組織門客編《淮南子》，即是仿照呂不韋的故事，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和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也都屬于這種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