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煉丹求仙的妙伎
《淮南子》也是一部重要的方伎之書,具有濃厚的方術(shù)思想。《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shù)之士數(shù)千人,作《內(nèi)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shù),亦二十余萬言。”可知賓客當中方術(shù)之士不在少數(shù),一般認為《外書》和《中篇》即出自方士之手。《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shù)”,主要講神仙術(shù)、延命方,《中寶》《枕中鴻寶苑秘書》是它的別名,事實上《內(nèi)篇》的“養(yǎng)生”“全性”與其相似,如《精神訓(xùn)》說“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nèi)崩,大怖生狂”,又如《詮言訓(xùn)》說“凡治身養(yǎng)性,節(jié)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與方術(shù)思想息息相通。《淮南子》的方術(shù)主要是神仙黃白之術(shù)。黃即金、白即銀,黃白之術(shù)就是指煉制金銀的技術(shù)。《淮南子》的時代,已經(jīng)講究“服食求神仙”,所服的仙藥就是由丹砂和金銀煉制的。
漢代鎏金銅器上的山岳靈獸圖像
傳說劉安也是豆腐的發(fā)明者,南朝時期謝綽《宋拾遺錄》說:“豆腐之術(shù),三代前后未聞。此物至漢淮南王亦始傳其術(shù)于世。”南宋朱熹也說:“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shù),安坐獲泉布。”這應(yīng)該是淮南王善于煉丹而進行的附會,這種沒有明確記載的民間傳說,客觀上反映了淮南王煉丹術(shù)的影響。
秦始皇派方士求仙問藥,主要是自然生長的草木之藥,而漢武帝煉丹求仙,卻是人工煉制的礦物之藥,淮南王的煉丹術(shù)正反映了兩者過渡的趨勢。
早在戰(zhàn)國時期,神仙之說已經(jīng)流行,《莊子》和《楚辭》都記載了神仙世界的圖景。《莊子·逍遙游》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這里莊子塑造的神仙形象,外形優(yōu)美,飲食的是風和露,車騎是云和龍,反映了早期人們對神仙的想象。《莊子·天地篇》又說:“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鄉(xiāng),三患莫至,身常無殃。”《莊子·在宥篇》中廣成子對黃帝說:“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這些神仙壽命長達千歲,外表卻還沒衰老,也沒有災(zāi)禍降臨。
屈原《離騷》的主人公上天入地、召喚各路神明,實際上也帶有神仙的印跡:
駟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fā)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jié)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qū)兮,后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云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guān)兮,倚閶闔而望予。
主人公駕駛四條龍的車和五彩的鹥鳥,來到了昆侖山的縣圃,命駕馭的日神羲和不要急著靠近日落的崦嵫山。他的馬在太陽洗浴的咸池飲水,又在太陽出來的扶桑啟程。月神望舒、風神飛廉都伴隨在他的前后,鸞鳥為他警戒前路,雷師為他準備用具。這里出現(xiàn)了大量的神話人物和地名,展現(xiàn)了屈原心目中的神仙世界。
《山海經(jīng)》記載,海上有三座仙山,即蓬萊、瀛洲、方丈,山上有長生不老藥。《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這是以前的神話式的記載。《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shù)。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日未能至,望見之焉。”蓬萊海域常出現(xiàn)的海市蜃樓奇觀,越發(fā)地增加了該地的神秘感,所以最早的神仙方術(shù)之士,多來自燕齊濱海地帶。
秦皇漢武是歷史上著名的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卻也是對神仙術(shù)最癡迷的君主,正是這種癡迷,使他們受了方士的欺騙,給后人留下了笑柄。但秦始皇與漢武帝的求仙有所不同,一個重在問藥,一個重在煉丹。
秦始皇的求仙問藥,促成了焚書坑儒這樣的文化史大厄。《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fā)童男女數(shù)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入海求神藥而不得,又怕受到始皇帝的譴責,欺騙秦始皇說“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于是秦始皇派人射殺巨魚。可惜仙藥本不存在,方士的謊話終于露餡,秦始皇大怒,遷怒于儒生,坑殺四百六十余人。長子扶蘇力陳儒生與方士的不同,秦始皇便將他發(fā)配到邊境地區(qū)做監(jiān)軍。
漢武帝對方士的寵信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一個得到寵信的方士是李少君。李少君是煉丹派的代表,說:“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李少君與秦始皇的方士共同的目的是見仙人,但指示的途徑不同,秦始皇是派方士去求仙人,而漢武帝的方士是先煉丹成黃金,以此作為飲食的器皿,延長壽命,如此才能見到蓬萊的仙人。李少君“化去”后,漢武帝仍然樂此不疲,司馬相如的《大人賦》描繪的仙人說“駕應(yīng)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迎合了漢武帝的內(nèi)心需求,因此漢武帝看了“飄飄然有凌云之志”。從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派遣方士求仙,折騰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才停止求仙,四十五年來一無所獲,晚年的漢武帝懺悔道:“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jié)食服藥,差少病而已。”(《資治通鑒·漢紀》)但是漢武帝的懺悔并未完全引起子孫的警惕,《漢書·劉向傳》載:“時宣帝復(fù)重神仙方術(shù)事,而向父德曾治淮南王劉安獄,得其《枕中鴻寶苑秘書》。向讀而信之,以為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方不驗。下吏當死。”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也重視神仙方術(shù),劉德因參與劉安案件的調(diào)查,得到這部秘密的書,兒子劉向讀了信以為真,向皇帝請命負責此事,可惜未能應(yīng)驗,差點丟了性命。漢宣帝是西漢繼漢武帝之后最有作為的皇帝,尚且迷信,可見服藥登仙對當時人的誘惑力。
陜西興平呈仙山形的漢武帝李夫人墓
從秦始皇的仙藥到漢武帝的煉丹,重要的過渡環(huán)節(jié)正是淮南王劉安的黃白之術(shù)。那么仙藥派和煉丹派的奧秘是什么呢?葛洪本《神農(nóng)四經(jīng)》分入藥之物為上、中、下三品:上藥是升仙之藥,能“令人身安命延,升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中藥是“養(yǎng)性”之藥(即養(yǎng)生之藥),雖不能仙,亦足以補虛羸,防病患,維持不死;下藥是“除病”之藥,只能消極治病。一般的求仙問藥,指的是“上藥”。秦始皇的仙藥應(yīng)該是“草木之藥”,草就是草本植物,如甘菊等,木就是木本植物,如桂、松葉等。而漢武帝崇尚的煉丹,則指丹砂、黃金、白銀、云母等礦物質(zhì)。從淮南王開始,仙藥主要指礦物質(zhì),后來的五石散,即指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皆為礦物質(zhì)。著名道士葛洪的仙藥尤以丹砂、金銀為主要原料,而且他認為人工煉制的丹藥遠勝于自然狀態(tài)的丹砂和金銀。因此黃白之術(shù),就是煉制金銀的技術(shù)。丹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通過加熱提煉出水銀,這就是“丹砂為汞”;水銀和硫黃化合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加熱升華恢復(fù)到紅色硫化汞狀態(tài),這就是“還丹之術(shù)”。為什么要選擇金銀等礦物質(zhì)作為養(yǎng)命延年的藥物呢?這與古人的觀念有關(guān)。他們認為,吃什么就變什么,或者是以形補形。草木一歲一枯榮,當然不如金石長久,因此葛洪說“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古人常將朱砂、水銀作為防腐劑,一般是人死后用來防止尸體腐爛,古人依此類推,認為活著自然也可以防止人體變老,維持長生不死。
東漢初年的著名學(xué)者班固對神仙進行了總結(jié),《漢書·藝文志》說:“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wù),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可見神仙的本質(zhì)在于養(yǎng)生保真,平心靜氣,淡化生死。東漢的神仙學(xué)派不僅托名黃帝,而且也神化了老子,到了東漢末年,老子已經(jīng)成為道教祭祀的對象,《道德經(jīng)》也成為道教的經(jīng)典,張角的太平道和張魯?shù)奈宥访椎腊l(fā)動的起義,摧毀了東漢的統(tǒng)治,曹操等通過鎮(zhèn)壓黃巾起義成為新貴,對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恨之入骨,因道教奉老子為尊,因此曹操等新貴也禁止人們祭祀老子。直到曹魏正始年間,何晏的《道德論》和王弼的《老子注》出世,老子才重新引起士人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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