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后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

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蘇軾文集》

蘇東坡論文學藝術，多次強調要“得心應手”。如《答謝民師書》論寫作，對客觀的事理、物理的奧妙要求先能夠抓得住，“了然于心”，但這東西如風如影，無形無質，把捉不住，做到這點已很難，雖“千萬人而不一遇”的；還要進一步“使了然于口與手”，就更難了。《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論繪畫，說他自己已經得了文與可所傳的畫竹理論與方法，“心識其所以然”，但仍是“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乃“不學之過也”，藝術修養還沒有到家。也是難。

這一篇《書李伯時山莊圖后》，說的還是同一個問題，舉的則是成功的例子。李伯時，名公麟，北宋名畫家，晚年退居龍眠山，自號龍眠居士，畫有《龍眠山莊圖》。蘇轍有《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詩序云：“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云沜，著錄者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于此。道南溪山，深清秀峙，可游者有四：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故特著于后。”由此可以略知圖的大概。他何以能把《山莊圖》畫得那樣逼真，“使后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的呢？顯然，李伯時不是靠一樣一樣地強記然后畫出來的。他實在太熟悉自己的山莊了，已達到“了然于心”的一步，是“天機之所合”(天機，人的天生官能)。這句話有些玄。好在東坡在前面有個通俗的解說：飲酒(雖然是在醉中)，必用口(不以鼻)；拿東西(雖然是在夢中)，必用手指(不以趾)。這是出于本能。與此相似，伯時把山莊融入“心”里，運用“心之官則思”的本能，故不必苦苦強記，加以藝事精熟，畫出來自然“合”了。由此想起了《莊子·養生主》所述的庖丁解牛之事。庖丁為梁惠王解剖牛之時，已經歷了多年操作鍛煉，做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不必察看就知道肉間紋理、經絡走向所在，以及肉與骨、骨與骨的交接處，順著下刀，一舉成功，骨肉離解，刀刃不傷。其中有“道”，超過了“技”的范疇了。李伯時之用“心”認識山莊道路景物，猶如庖丁之以“神”認識牛身骨肉結構，所以說“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當然，《山莊圖》是藝術畫，同導游示意圖大不一樣，理解了還要畫得好，“形于心”還能“形于手”。李伯時是有“道”又有“藝”的。除了《山莊圖》畫得如此真實之外，東坡還提到了他畫《華嚴經》中所敘之佛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山莊圖》是憑直接經驗畫的，“華嚴相”是憑間接經驗畫的，都獲得了成功。東坡以此證其“得心應手”之說，很有說服力。

繪畫、寫文章，都應追求并達到這種境界。東坡另有一篇《跋子由棲賢堂記后》，說：“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仆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子由寫的，與伯時畫的，都能對所要表現的景物繪形攝神，使觀之者如臨其境。文學、藝術，理正相通，成功者莫不體現了“心手相應”的道理。東坡的這條“理”，也是得自父親所傳。蘇洵的《上田樞密書》，提出作文先“致思于心”，然后“得之心而書之紙”。東坡則說得更深刻，表述得也更具體，至今讀之，還覺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