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沽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沽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截竿鑿斗。浚渠縛落，鋤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躐纑。汲水絡，佐，織履作粗。黏雀張鳥，結網(wǎng)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后園縱養(yǎng)雁鶩百余，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姜養(yǎng)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堤杜疆，落桑皮棕。種瓜作瓠，別落披蔥。焚槎發(fā)芋，壟集破封。日中早熭，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沽。汲水作，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筑肉臛芋，膾魚炰鰲。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豬縱犬，勿與鄰里爭斗。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侔偶。舍后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堊，販棕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丑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裁轅，若有余殘，當作俎幾木屐，及犬彘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伐牘，日暮欲歸，當送干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獲，十月收豆，麥窖芋。南安拾栗采橘，持車載輳。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簿。種植桃李，棃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游。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鉆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沽酒，真不敢作惡。”

——《全漢文》

〔注釋〕　湔(jiān)：古水名，源出蜀郡玉壘山。　縛落：捆扎籬笆。　埤(bēi)地：低濕之地。　呶：喧嘩。　躐纑：踩踏麻縷。　(cú mó)：美味飲料。　熭(huì)：曬干。　枲(xǐ)：麻的總稱。　蔣(jiāng)：草席。　簿(bó)：通“箔”，草簾。

“僮約”就是買賣奴仆的契約。此文雖以此為名，卻不是真正的契約，而是一篇以虛擬的一份買奴契約為主要內容的俳諧文字。它的寫作時間有兩個可能，一是寫于文中點明的訂約時間：神爵三年(前59)正月。此時王褒尚未被益州刺史王襄推薦入朝，仍居蜀中。說不定是他聽到過類似的傳聞，出于一時的好奇與好事，便編排敷演出這么個故事。二是寫于王褒入朝充當文學侍從以后。當時的皇太子曾患有精神恍惚的憂郁癥，王褒被宣帝派去侍候，早晚為太子誦讀奇文以治病。這些奇文中就包括了王褒自己的作品。此文可能就是王褒為追求醫(yī)療效果而特意制作的，而假托是神爵年間之事。

不管寫于何時，其寫作動機只是制造刺激，諧謔取笑，并沒有什么嚴肅的旨意或深遠的寄托。故事說寡婦楊惠家有一奴仆名便了，欺軟怕硬，男主人一死，什么活也不干，家中來了客人叫他去買酒，他不僅不去，還跑到男主人墳上訴苦，說主人買他時并未言明要他為別人買酒。楊寡婦無奈其何，客人王子淵卻頓生整治之心。于是設下買他的圈套，針對其偷懶的手段是鉆買約上未寫明干什么活的空子，便擬了一份詳細載明活路的買券。其名目之多，要求之嚴，嚇得他瞠目結舌，涕泗長流，只得叩頭謝罪，再不敢偷懶作惡。這個故事的詼諧性就在于這個便了偷懶不得其法，反遭戲弄侮辱。

在兩千年后的今天讀此文，其認識意義恐怕就要超過它的諧謔價值了。它讓我們看到了西漢末期下層社會的生活面貌。契約中所列出的活路涉及農事、工匠、行商、家務等方面，從中可以看到當時莊園經(jīng)濟的結構與規(guī)模，工、農、商的發(fā)達程度，也可以看到階級的剝削與壓迫。這些具體的、活生生的感性材料是史書中見不到的，儼然就是一幅以地主莊園為中心，以奴仆們的各種勞動為細節(jié)的社會風俗畫卷，其價值遠非同時代的一批出土文物可比。

不過更有意義的還是它在文體上的改革嘗試。它大致保存了賦的框架，句式整齊，用韻，也運用了賦的夸張鋪排手法，然而作了多方面的翻新。首先是運用通俗詼諧的語言描寫奴仆的生活，這在文人作品中還是第一次，未嘗不可以說是將文學引向通俗化的一種嘗試。正當漢代辭賦向駢偶、典麗化發(fā)展的時候，這種嘗試無疑是大膽的，非常有意義的。其次是它將大量的俗事俗物排比在一起，使作品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較之遠離生活的大賦，又是一番面目。再有訂約之前與便了讀約之后的敘述與描寫，頗有戲劇性，曲折生動，這又大大地加強了作品的故事性與幽默性。當然，王褒不是一個文體改革家，他的這些嘗試只是從增強作品的俳諧性出發(fā)。可惜當時與后世沒有人步其后塵作進一步改革嘗試，使得此文只是作為一篇孤立的千古奇文供人欣賞，雖然得到了廣泛的贊許，卻并未產生什么影響。筆者想，王褒的這一文體改革嘗試，如果得到發(fā)揚光大，中國古代散文的發(fā)展，至少是八代之文的面貌，大概不會是現(xiàn)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