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袁宏道

數年閑適，惹一場忙在后。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后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先生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賓客滿席，觥罍若飛，燭氣熏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就中擇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知己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后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為怪，五快活也。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慮，妻山侶石，此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極意，抑其次也。若只求田問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為訓。古來圣賢，如嗣宗、安石、樂天、子瞻、顧阿瑛輩，皆信得此一著及，所以他一生得力。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袁宏道集箋校》

〔注釋〕　答林下先生：萬歷二十三年(1595)作于吳縣。本文武林佩蘭居本《袁中郎全集》題作“龔惟長先生”，龔惟長，名仲慶，袁宏道舅，官至兵部員外郎，時退隱于公安家鄉。 觥罍(ɡōnɡ　léi)：皆酒器之名。 顧阿瑛：即顧瑛，元末詩人。

袁中郎的主張多受李卓吾影響，這是盡人皆知之事。不過，亦步亦趨，便不是袁中郎了。你看他高唱入云的“獨抒性靈”，明明源出卓吾《焚書》的《童心說》，然而在歷數當代真文字時，卻撇去了卓吾所標舉的“舉子業”(八股文)，而代之以里巷民歌《擘破玉》、《打草竿》——這一筆，非但補去了《童心說》的白璧微瑕，且亦足證他雖號稱卓吾的高足，卻絕非呆徒兒。本文亦是如此。細細看來，本文宗旨還是源于《焚書》的《答鄧明府》。卓吾在那里，將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徹底顛倒過來，明明白白地說道，人人都是圣人，凡人喜歡錢財、喜歡女人、讀書做官、多積金銀、買田買宅買風水寶地等等，所有為自己活得舒服、為自己增添產業的打算追求，統統是圣人的心意。只是凡人還不曾“自圣”(覺悟到自己就是圣人)，故不曾察知這一點。本來，圣人只一孔夫子，人人都得在他老人家的綱常倫理下討生活，經卓吾一捅破，滿街都是圣人，世俗欲念都成了倫理綱常，這樣孔夫子的封建道德，就只有去他的了。這番話說得透徹之至，乃是這位一代怪杰叛逆思想之結晶，傾其一生精力澆鑄而得者，非同小可。常人能領悟其中精神，已是不易。然而，就是這卓吾老子的平生絕學，到了中郎手里，居然更翻進了一層。謂予不信，請看下文。

此篇與其說是書信，不如說是論文，開頭胡亂扯幾句淡，“名雖作官，實當官耳”，甚至忘了“作”、“當”實無甚別，便匆匆抓了個“樂”字，片帆飛渡到“真樂有五”的宏論上去了。一張口，這也是“極”，那也是“極”，嘩嘩地一瀉如注，文勢也不留半點吞縮，中郎暢快起來真是可愛。其中前三句還是卓吾好貨好色的影子，算不得新奇，末一句“口極世間之譚”，始是中郎的青出于藍。常人的嘴管吃時多、管說時少，而士大夫(知識階層)生就一張嘴，最難受的不是無美味進口，而是胸中學問意見不得出口。李卓吾注目的是凡俗大眾，但晚明的思想解放、個性自由，畢竟還是士大夫們談論與實踐的內容，所以中郎拈出一個“譚”字，便適合了士大夫“自圣”的口味，可謂獨具只眼，卓吾老子見了，想也要自愧一時疏忽，讓徒兒占了先籌。這四句是一篇之大綱。第二快活則合說聲色中之真樂，刻意造出一番好境界；這快活前后相隨、上天入地，不僅人雜聲嘈、喧鬧非凡，且明月花影亦來湊趣。“觥罍若飛”、“皓魄入懷，花影流衣”，另一本作“男女交舄”、“金錢不足，繼以田土”，若是這樣，這場宴席非但是有歌妓雜坐勸飲，嬌囀媚波令人色迷心醉，且還是揮擲家產，以博一夕之歡，人生暢美豪快之時，莫逾于此了！這番境界，不只是令人神往，直要人垂涎欲滴！這境界若讓理學先生、圣人門徒窺見了，定要捶胸頓足于世道人心之不古，而切齒痛恨于中郎之倡言惑眾。但引誘士大夫縱情世俗之樂，還是禮教的癬疥之患，中郎叫理學先生們感到切骨之痛者，更在后頭。第三快活，全從“譚”字訣上展開。中郎一人亂“譚”、與名教作對，為害尚淺，他卻指望命儔嘯侶、兵分數路、大舉總攻，這在理學先生眼中，便是第一可惡該打處；他的總攻目標，是唐宋——毋寧說是所有前朝歷代——先賢先儒的道德文章，那是何等巍巍煌煌的盛業，他卻信口而“譚”，以“酸”、“陋”二字罵倒，罵之不足，還要“文”上一遍——妄加評點改竄，放肆如此，二該打；將先賢先儒抹殺了還不算，還要自編一套“近代之文”公然唱反調，狂悖之至，三該打；他心目中的主帥人物，不是如杜詩圣般忠君憂民、如韓文公般力排異端，卻是“是非頗繆于圣人”的司馬遷、是文體若引車賣漿者流的羅貫中、是出入勾欄嫖院宿娼的關漢卿，且誰知他就不以這主帥自命？四該打；由他這么煽鼓士林，鬧將起來，“譚”之不足，更筆錄成書，流毒世間，貽害后進，先賢先儒將痛哭于九原，偏他還要高叫“快活也”，是何心肝？五該打。有此五該打，袞袞圣門諸公能不紛紛投下簽來，要決中郎一萬臀？甚矣，“譚”之可惡也如此，可畏也如此！第四快活，復從“安”字訣上展開，尤能令理學先生恨得發癢：已是如此該打，卻不來伏地受杖，還要教人乘舟遠飏，聽樂清談，不踐塵土，不受王法、禮教、官府之限。這等人，《戰國策》上勤政愛民的趙威后早說過：“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士人讀書習禮，所為何事？自然是為圣天子振綱紀、除朽弊，有裨于世道人心。袁中郎教人以做名教外棄民為快活、為身安，非但其心可誅，依著古訓，其人亦可誅了。其第五快活，最最可惡，看他教唆得人傾家蕩產還不算，還要廉恥掃地，做了浪子，尚不許回頭。那李卓吾言人人都是圣人，已罪不容誅，他倒說得更具體而微，連叫化子也是圣人，學鄭元和唱蓮花落、上濟養所領粥，也成了倫理綱常，居之不疑，鄉里的白眼只作不見，甚或肚子里還要非笑鄉親是學孔夫子禮義廉恥的舌，算不得“自圣”！五大快活說完，已不知要教壞多少人，這袁中郎還怕說得不明白，先“最上”云云虛晃一槍，便將五大快活作一總提曰：“放情極意”。這般下去，真不知又有多少人將人欲橫流、蔑棄圣賢、一意孤行而至于死不悔改。“世間兩種人”一段，另一本作“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若是這樣，則中郎的“真樂有五”，全是為士大夫所設，以“五快活”擠走圣人教誨的“三不朽”，真真是名教罪人，死有余辜。

袁中郎實在是可惡。同是要敗壞名教禮法，李卓吾是為大眾說法，普救世人；中郎卻看準了只須將士大夫點化，倫理綱常無人扶持，日暮終將自倒。同是教人“自圣”，李卓吾是滄桑老人的面目，以平生實證經驗，說得人信服地照他指的路走；中郎卻通篇不說一句理，辭采之考究、語句之流動、駢偶之精工、所繪景象之迷人，宛然是狐媚子的面目，全靠眉眼弄俏，誘得人身不由己地隨他而去。二者相較，中郎雖不如卓吾深切，卻比他實用。二人師徒之分固不可易，然讀了本文，則不能不套用一句古語曰：卓吾難為師，中郎難為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