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張岱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傒，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類，鄉人竟來共舐其眼。嗟嗟！金虀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歲辛亥七月既望，古劍蝶庵老人張岱題。

——《西湖夢尋》

〔注釋〕　李供奉：即唐代大詩人李白，李白曾任翰林供奉，寫有《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　蘧(qú)榻：即蘧蒢之榻；蘧蒢，用葦或竹編的粗席。

二十八年對一個人來說不是一段很短的歲月，春去秋來，大浪淘沙，悠悠的二十八載足以使人忘卻掉許多事情，獲取無數由新變舊的感知。然而，當康熙十年(1671)秋天張岱為他的小品集《西湖夢尋》寫這篇序文時，他對二十八年以前自己在杭州西湖的一切卻記憶猶新，這種記憶甚至使他力圖要從腦海里趕走順治年間他兩赴杭州時所得的片斷印象，即便自知那一切都已成泡影也在所不惜。

這是為什么呢？我們首先不妨翻一翻歷史。康熙十年上推二十八載，當明崇禎十六年(1643)。那一年是明朝末代皇帝的最末一個整年，次年(1644)三月李自成軍便攻進了北京城，又次年(1645)六月清兵進入了杭州府。以崇禎十六年為界，如果依照舊時代的正統觀念，張岱便是兩朝臣民。這兩朝臣民做起來并不舒服，張岱在明王朝行將毀滅之際離開杭州，入山隱居，便說明他內心的痛苦是不小的，而有了這種做兩朝臣民的經歷，再來回顧那和平天子下的平靜生活，記憶猶新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二十八年以前張岱在杭州西湖的生活又遠不止是平靜，而是輕松、風流與得意。看他以自己二十八年前在杭州的生活為背景的《西湖夢尋》一書，那其中對西湖名勝如數家珍般的詳盡記錄，對六橋煙柳情絲難斷的回憶，對風流前輩所作湖山詩文一唱三嘆式的詠誦，無不生動地展示出他昔日吟風弄月、徜徉山水的公子哥兒生活真相。這種充滿了歡樂的生活與張岱后來入山隱居、布衣疏食的艱難歲月反差太強烈了，這就無怪乎他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公子哥兒生活之后，還要力圖在非現實的夢中保留那種生活的幻影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打破幻影無疑是殘酷的。因此當順治十一年(1654)、十四年(1657)張岱兩度回杭州，看到鼎革以后的西湖“一帶湖莊，僅存瓦礫”，“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時，他無法像同時代的大畫家陳洪綬那樣正視現實，含著滿腔的悲憤寫下“外六橋頭楊柳盡，里六橋頭樹亦稀。真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的詩句，而只能逃避，去“保吾夢中之西湖”。但誰都看得出，張岱此時的那個夢，已非全夢，而是一個殘夢，因為他是在有意造作自己的夢，而不是真的在熟睡中做一個甜美的夢。也許這一點張岱自己也清楚，在序文的最后，他不也說“金虀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么？這話雖是就讀者而言的，然而作為一個圓夢者，那講的情形不也正切合他自己么？

張岱的小品文是寫得極為漂亮的，這篇序文也是如此，為《西湖夢尋》作序，句句不離“夢”字，真夢、假夢、夢中說夢，起承轉合，頗有章法。但是透過這眾多個“夢”字，讀者諸君，你們或許還感覺到了作者隱含在回憶與夢幻中的那一絲真切的悲涼，那一種抹不掉的無奈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