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圣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鑒賞〕　“治大國若烹小鮮”，語出《老子·六十章》，它的意思是說，治理大國要像煎小魚那樣不可經(jīng)常翻動，烹小魚最忌不停地翻動，因為翻得越快越多，小魚就會碎得越快越厲害。老子在這里是用“烹小鮮”作喻，告誡統(tǒng)治者治理國家時，不可有為多事，不要動輒以事來擾民，應(yīng)該與民休息，與民無事，“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有道之君在治理國家時應(yīng)以“清靜無事”為原則。韓非子在《解老》篇中說：“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業(yè)，故事大眾而數(shù)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shù)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shù)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shù)變法則民苦之。”所以，有道之君應(yīng)當貴清靜而重變法。

在老子看來，“清靜無事”包含二義：一是統(tǒng)治者自身少私寡欲，以清靜修身，以身作則，教化百姓。《四十五章》說：“清靜為天下正。”蔣錫昌《老子校詁》解釋說：“正者，所以正人也，故含有模范之義。此言人君應(yīng)以清靜之道為天下人民之模范也”(《老子校詁》)。《五十七章》也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魏晉玄學(xué)家王弼注釋說：“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在老子看來，君王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并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德，而是直接與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關(guān)的，所以，“清靜無事”的治國方略則需要有一個崇尚“清靜無事”的君王或“圣人”來實施，這也是“清靜無事”的治國方略得以執(zhí)行和不斷完善的保障和前提。另外，老子主張的“清靜無事”并不是真的主張統(tǒng)治者無所事事，而是以“清靜無事”的原則來治理國家，這也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具體運用。《二章》說：“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治國為政、施政也應(yīng)當行“無為之事”，教化世人也應(yīng)當行“不言之教”。那么，什么是“無為之事”，什么是“不言之教”呢？“無為之事”并不真的是指不作為或無所事事，“不言之教”也并不真的是指不言語或無所言語，其實，“無為之事”與“不言之教”指的是遵循事物變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順應(yīng)民情民意，“以百姓心為心”，以百姓的福祉為指導(dǎo)原則，制定國家政策，頒布國家法令，民眾受其惠而渾然不覺，這樣的話，既可以保證國家穩(wěn)定、社會安寧，又可以保證社會純樸和諧的社會風(fēng)氣和民眾純樸自然的本性。堯帝是上古賢明圣君，無論是積極有為的儒家學(xué)者，還是消極無為的道家學(xué)者，都一致稱贊其功德。晉朝皇甫謐《帝王世紀》記載：“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其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同樣地，《列子·仲尼》說：“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不知億兆之愿戴己與，不愿戴己與？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就是有名的《康衢謠》。無論是《擊壤歌》中的“帝力于我何有哉”，還是《康衢謠》中的“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都可以看作是“清靜無事”治國方略的具體運用。較之積極有為的名常之教，也許這種“清靜無事”、“無為”、“不言”的治國方略更能奏效些，百姓在一個相對自由、相對寬松、相對寬容的社會風(fēng)氣下，自然會愉悅樂居，百姓安，則天下安。

在《老子》一書，老子除了反復(fù)陳說“清靜無事”原則之外，也在具體治國政策上提出了不少建議。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薄賦減稅。《七十五章》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社會上出現(xiàn)人民饑餓的現(xiàn)象，其根源并不在于百姓懈怠生產(chǎn)，而在于統(tǒng)治者橫征暴斂。孔子也曾說：“苛政猛于虎也。”老子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張薄賦斂。百姓人人有飯吃、有衣穿，這樣子的社會才會和諧，國家才會穩(wěn)定。

第二，慎兵。戰(zhàn)爭無論是正義還是不正義的，都會破壞生產(chǎn)，給百姓帶來沉重的災(zāi)難。元代著名散曲家張養(yǎng)浩在《山坡羊·潼關(guān)懷古》里說得好：“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老子》一書中，老子多次陳說戰(zhàn)爭之不祥，表達了他慎兵反戰(zhàn)的思想。《三十章》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軍隊打過仗的地方會因不能耕耘，長滿了雜草荊棘。等大戰(zhàn)過后，還必定會有兇荒的年份。土地不能耕耘，地里顆粒無收，人民則會饑餓，如果饑民得不到救治，則社會就會動蕩。而這一連鎖反應(yīng)的源頭則在于戰(zhàn)爭。《三十一章》接著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兵器是一種不吉祥的東西，不是君子所應(yīng)該使用的東西。萬不得已使用它，也最好要淡然處之。取得勝利也不要洋洋得意，當作美事一樁，如果洋洋得意，以為美事，就反映出你的內(nèi)心還是喜歡殺人、樂于殺人(有殘忍心)。喜歡殺人、樂于殺人者，也就難以得志于天下，難以使天下人歸服。因此，若非萬不得已千萬不要發(fā)動戰(zhàn)爭，即使萬不得已需要靠戰(zhàn)爭來解決事端，也應(yīng)該“恬淡為上”，不能“樂殺人”。老子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三十章》)以“道”輔助君主的人，是不會倚仗兵力來逞強于天下的。用兵殺人這件事既危險又會很快地受到對方的報復(fù)。更何況戰(zhàn)事一開，不論是戰(zhàn)勝方還是戰(zhàn)敗方都會受到損傷。因此，統(tǒng)治者需要慎兵。

第三，減刑簡令。刑罰是統(tǒng)治者手中的利器，但是，如果單純依靠刑罰來治理百姓，這樣不但不能很好地治理百姓，反而容易造成離心離德的局面，甚至引發(fā)社會動蕩。老子說：“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王弼注釋說：“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于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論語·為政》也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教化百姓，光靠政教刑罰，人民即使免罪了，也不會知道羞恥；但是如果以道德、禮法來教化的話，人民免罪了，就會懷有羞惡之心，從而克制自己的行為。故而，無論是積極有為的儒家，還是消極無為的道家，都是不主張光靠刑罰教令來解決社會問題和治國經(jīng)邦的。對于那些必須動用刑罰的人，我們也需要慎用刑罰。《七十四章》：“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照例由司殺者(天、自然)來主宰人的生殺，而那些硬要代替司殺者(天、自然)來胡亂殺人的人，這就好像代替木匠去砍木頭一樣。而那些硬要代木匠去砍木頭的人，很少有不自傷其手的。

因此，在老子看來，無論治理的國家疆域多么廣袤，國家實力多么強盛，統(tǒng)治者都應(yīng)該像烹小魚一樣，謹慎治理，與民休息，只有這樣，才能上下一心，同心同德，與百姓共同治理好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