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江西詩詞

趙宋王朝結束了五代的分裂而歸于一統，隨著宋朝的建立，江西詩詞也大規模崛起，進入了一個成就輝煌的歷史階段。這次輝煌依然以群體的創作輻射至周邊地區，從而帶動整個江西詩壇。

宋代江西詩詞的創作浪潮首先出現在贛東臨川、贛中吉安地區，而不是唐代已奠定基礎的贛北、贛西地區。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細思考，并不奇怪。一方面，從文學地理學來看，唐代的文學以政治中心長安為城市起點，以黃河、長江為流域起點，自西往東依次推動著詩歌創作的發展，江西的贛北、贛西、贛東北正好處于這一詩歌的裹挾范圍之中，因而出現了詩人群。但到了宋代，這一由地理學產生的詩詞創作浪潮則進一步由華西走向華東，由贛北走向贛南，于是在贛東臨川、贛中吉安也出現了“臨川才子”以及歐陽修等著名詩人。另一方面，從文學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從晚唐五代以來，偏于一隅的江西，尤其是相對富庶的贛東、贛中，吸引了一大批外來避難的士大夫家族，他們大多是書宦之家，有著相當豐厚的文化基礎和深遠的家學淵源，一旦遇上適當的外部條件，自然要首先崛起。因此，宋代江西詩人中的佼佼者，其家族基本上是由北方或東南各省輾轉遷入江西的。他們的崛起，進一步增強了江西詩人的家族性、群體性特征。

在贛東臨川、贛中吉安地區的創作浪潮影響下，宋代江西詩詞的創作不斷走向繁榮。

這之中，亦有不少江西本土的相關影響因素。

宋代江西詩詞的繁榮，首先與江西特別發達的水運有關。據記載，僅真宗天禧年間，吉、虔二州的官營船場所造船數就接近全國總數的一半。朝廷為確保漕運的便利與安全，除保持江西舊有州縣外，又改南唐建武軍為建昌軍，并新增南安、南康、臨江三個“軍”的建制，以建昌軍控旴江;贛江自南向北，有南安軍以控扼梅嶺古道;又置臨江軍控扼贛、袁二水交匯處;至于轄星子、建昌、都昌的南康軍，則足可控扼整個鄱陽湖面、南北咽喉。水運的發達，特別便利于江西士人和外界的交往，使他們從江西一步步走向政壇，走向全國文壇。

其次，與江西教育的發展有關。江西是宋代興學最早、學校數量最多的地區。江西書院尤多，官私兼辦，遍布全省。每遇大比，學校為赴試者提供所有費用，使士子們“無裹糧之憂”(《江西通志》)。這種大面積辦學又結合以名師傳授的風氣，無疑極有利于文學人才的成長。

第三，與宋代江西的幾位先賢有關。士人們的入仕、步入文壇，少不了臺輔重臣的獎掖與援引。江西首得宋代風氣之先，晏殊、歐陽修均為江西籍的宋王朝決策層核心人物。首先是晏殊，他大力獎掖江南尤其是江西文士，使江西文人得以脫穎而出，有機會在中國文壇上展現他們的才華與風采。這種風范此后幾乎一直傳承在江西籍的臺輔重臣中，這無疑為江西文人的大量涌現鋪平了道路。其次是歐陽修，他既是臺輔重臣，又是北宋中葉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對江西文學的貢獻也更大。為了給政治革新和詩文革新積蓄力量，他選拔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其中即有不少江西文人，如曾鞏、王安石、劉攽劉敞兄弟，便都是在他獎掖之下，成為北宋極負盛譽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的。

正是在晏殊、歐陽修的影響下，北宋江西詩壇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的局面，涌現了曾鞏、王安石這樣的大作家，和他們同時或前后，還有新余二劉、臨江三孔以及曾鞏與王安石的親族弟輩們，他們或者以大文學家的面目出現，或者以家族群體的形式崛起，并且都在詩詞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北宋江西文壇的最后重鎮無疑是贛西北的黃庭堅。不同于上述晏殊、歐陽修、王安石等人的是，黃庭堅是以其有法可學的詩學成就與理論吸引了眾多后學。他在總結宋詩曲折發展道路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的詩歌理論與方法，并且倡揚學習杜甫和陶淵明，給后學有門徑可循的喜悅，從而吸引了一大批詩人，形成了一個影響極大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其中江西作家便占了將近一半，像黃庭堅的外甥豫章四洪、分寧徐俯、永修李彭、新昌惠洪、臨川二謝、饒節、汪革等。江西詩派的出現，標志著宋詩風格特點的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宋詩終于以自己獨特的面貌，在中國詩歌史上爭得了可以與唐詩比肩的歷史地位。江西詩派的影響也因此綿延至清末，影響中國詩歌的發展近九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