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主題篇·集中兵力》鑒賞

〔謀攻〕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虛實〕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九地〕為兵之事，在于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鑒賞】兵力多的往往能戰勝兵力少的，這是戰爭中通常的情況。故孫子在《謀攻》篇中論述說：“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這里指出，“十”倍于敵人的兵力可把敵人“圍”困起來而殲滅之，“五”倍于敵人的兵力可全力進“攻”而取勝，“二”倍于敵人的兵力可“分”為二部而夾擊之，倘若“少”于或“不若”敵人的兵力就只能“逃”或“避”了。那么，如何能使我方的兵力多于敵方，并保持絕對的優勢呢?孫子認為，在作戰過程中，必須“我專而敵分”，即我方兵力要集中使用，而將敵方的兵力引向分散。《虛實》篇分析說：“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約”即少而弱，以眾擊寡，以多擊少，以強擊弱，這樣就易于取勝。要在戰爭中集中優勢兵力擊敗分散之敵，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形人而我無形”。孫子解釋說： 如果“我無形”，則“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其兵力必然分散，我方就可集中兵力擊其薄弱的一部而穩獲勝利。

在集中兵力攻擊敵人的薄弱環節或要害部位時，還必須謹慎細致地觀察了解敵人的動態和意圖。孫子在《九地》篇中闡述說：“為兵之事，在于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這里的“順”應讀為“慎”，即謹慎，千萬不可馬虎;“詳”即詳審，細致觀察調查。在調查清楚敵人的動向和意圖，知道敵人哪里虛弱、哪里是要害后，就可“并敵一向”，即集中兵力指向敵人的一點，哪怕是行走“千里”去殺敵將，也是可以辦到的。這就是所謂“巧能成事者”的做法。孫子所說的“巧能成事者”，其關鍵有二： 一是“順詳敵之意”，即調查研究;二是“并敵一向”，即集中兵力。兩者缺一不可。

對于集中兵力擊敵取勝的策略，孫子的后代、戰國齊將孫臏在其兵法著作中也有高明的見解。他明確指出：“積勝疏，盈勝虛，眾勝寡。”(《積疏》)就是說，士卒密集的能勝稀疏的，實力充盈的能勝空虛的，人數眾多的能勝寡少的。戰爭中通常情況就是如此。他認為，兵力的積疏、盈虛、眾寡是可以變化的。孫臏論道：“積疏相為變，盈虛相為變，眾寡相為變”;“敵積故可疏，盈故可虛，眾故可寡。”要使敵之積變為疏，盈變為虛，眾變為寡，必須想方設法分散敵人兵力。他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則錙銖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則數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善者，敵人軍□人眾，能使分離而不相救也，受敵而不相知也。”(《善者》)孫臏經常強調，對敵人須“規(聚合)而離之”(《十問》)，要“分其眾”(《略甲》)。當威王問如何“擊均”(攻擊勢均力敵的敵人)時，孫臏回答的辦法是：“營(迷惑)而離之，我并卒而擊之。”(《威王問》)對敵人要迷惑它而使其分離，我軍則集中兵力攻擊其寡少之一部，這樣就能穩獲勝利。

“我專而敵分”、集中兵力“以十攻其一”、“并敵一向”的戰術，在中國現代的革命戰爭，特別是1930—1933年的幾次反“圍剿”戰爭中，曾經得到廣泛的應用，并大顯神威。毛澤東回顧這一時期的作戰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說：“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于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成績，依賴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是在敵人第三次‘圍剿’時江西紅軍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復了，而且還擴大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毫無疑問，毛澤東在反“圍剿”中所創造的這一戰術和取得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孫子的集中兵力的戰術思想。

孫子關于集中兵力，“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的策略，可廣泛應用于其他非軍事領域。特別是在金融投資活動中，運用孫子兵法集中兵力“并敵一向”的策略，可以收到“巧能成事”的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