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斂鋒芒，圓潤處事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有才，并不意味著能仕途通達，它需要有德來約束。這里的德，乃是掩蓋鋒芒。

曾國藩年輕時行事處處鋒芒太露，因此常常遭人忌妒，受人暗算，連咸豐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清朝廷給了他三個月的假，令他假滿后去江西帶兵作戰。曾國藩伸手要權，遭到了皇帝的拒絕。同時，曾國藩又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輿論壓力。此次曾國藩離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后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面孔大相徑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非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曾國藩的朋友吳敏樹在給他的信中談到“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猶望終制，蓋其心態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吳敏樹敢把一層窗紙戳破，說曾國藩本應在家守孝，卻出山，是“有為而為”，上給朝廷的奏折有時不寫自己的官銜，這是存心“要權”。對于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給予了虛心的接受。

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國藩在為人處世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復出，為人處世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生活中，他也盡量做到不露鋒芒，將才華深藏。他曾說過：“吾平生短于才，愛者或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巨，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這從他寫給陳源兗和郭嵩燾的信中便可窺見一斑：

易念園歸，稱岱老有《之官詩》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帶幼兒之案，京城亦多，尊處有之否？若有，須從嚴辦也。）杜蘭溪于閏月杪奉母諱，將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詠芝來京，住小珊處。將在陜西捐輸，指捐貴州知府萬余金之多。不費囊中一錢，而一呼云集，其才調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猶虞缺折也。岱老在外間歷練，能韜鋒斂銳否？胡以世態生光，君以氣節生芒。其源不同，而其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陜甘番務辦畢，尚為妥善。云南回務尚無實耗，大約剿撫兼施耳。鏡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廣信，士友嘖嘖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態類然。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提到陳源兗憑著個人氣節引人注意，胡詠芝憑著擅長交際露出不俗氣息，雖然二人才能出眾的途徑不同，但都沒有掩蓋鋒芒，都會招人忌恨的。

鋒芒不露講的就是一個“藏”字，僅這一個“藏”字，卻包含著無窮意味。“藏”的目的，不是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的長處，而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自身，不要鋒芒太露，以免引起別人的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