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慎”字當先

曾國藩創建湘軍成功后，便開始對抗太平軍。起初，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屢戰屢敗。每一次失敗，對曾國藩來講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面對失敗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壓力，曾國藩不止一次想要自殺，結果都被手下攔住了。

為此，曾國藩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最后得出結論，只有謹慎作戰，才會增加打勝仗的幾率。果不其然，曾國藩在變得越來越謹慎的同時，湘軍打勝仗的次數也越來越多。

戰場上需要謹慎作戰，官場上更需要謹慎為官。因為，官場相對于戰場來說更隱蔽，也更加復雜。

隨著平定太平軍的節節勝利，曾國藩的權勢越來越大，然而曾國藩不以為榮，反為其憂。畢竟官位越高，接觸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談何容易，更何況他還是一個外權大臣。曾國藩在日記里總是寫到，官位越高，權勢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禍，因此，他總是將事情盡量做得更周全，不要留下缺點或漏洞，以免受到別人的指責，或使一些異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導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九月，咸豐皇帝駕崩于熱河。不久，清廷內發生了政變。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相互勾結，將八位顧命大臣囚禁。并在后來將其中四人處死，另外四人革職。曾國藩心生恐懼，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牽連進去。肅順是顧命大臣之一，此人雖處在清廷腐敗環境中，但仍能夠潔身自好，洞察時事，是當時少有的開明之臣。他曾極力推薦曾國藩去營救左宗棠，曾國藩比較敬重他。另外，作為肅順的幕僚，王闿運、郭嵩燾等人與曾國藩的湘軍交往密切。慈禧要肅清肅順一黨，曾國藩多少會受到一些牽連。慈禧采取的這一行動無疑讓曾國藩感到恐懼，當時，王闿運勸他自立，但曾國藩靜觀其變，沒有絲毫動搖。

曾國藩當時應該是很謹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是不會對他怎么樣的。因為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并沒有平定，湘軍仍然是保大清江山的一道堅固屏障。沒有湘軍，盡管慈禧太后能夠垂簾聽政，也不會長久。另外，湘軍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如果拿辦了曾國藩，定然會引起各路湘軍動蕩，力保主帥。

慈禧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國藩，她也下不了臺。那時候，她就要面對湘軍和太平軍的雙重威脅。與其排斥曾國藩，不如籠絡他，讓他繼續為大清效力。曾國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欽差大臣，還被封為兩江總督，統轄四省軍政。曾國藩得到如此豐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來，他應該是受寵若驚、異常興奮的，但在曾國藩心中，卻是矛盾重重。這一年十一月份，他連著給兩位弟弟寫了兩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發感慨，說往日手上一點點權勢都沒有，心里面著急，可是現在所擁有的權力又太多，多得連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難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國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寫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p>

慈禧厚待曾國藩，曾國藩是能夠料到的，但是他同時也明白，日后要想平安無事，需要更加謹慎。畢竟，自己的權位如日中天，高居眾人之上。幾個月后，曾國藩又被加授了協辦大學士。

宮廷內的爭斗仍然沒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

辛酉政變后，清廷內部權勢格局逐漸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預政治，開始了垂簾聽政，恭親王主要負責國內大局的調控。由于他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張改革，并在國內提倡創辦洋務，開始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開展以恭親王為核心，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沈保楨四人分別在各地創辦。

慈禧太后為取得清廷的絕對控制權，采用陰謀逼迫恭親王下臺，最終獨攬大權。恭親王的境遇又成了曾國藩的一面鏡子，他貴為咸豐皇帝的親弟弟，同治皇帝的親叔叔，是純正的皇親貴族，然而竟不得善終，更何況自己不過是一個外權大臣。

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前后，朝廷和湘軍之間的風波基本平息，曾國荃不再歸隱，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擔任湖北巡撫一職。當時出任湖北總督的是官文，此人雖沒有什么才能，不過他是滿人，在官場上仍是洋洋得意。曾國荃對此人深為不滿，于是上奏，說官文是肅順的余黨，應該一并鏟除。結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爾國卻反參了曾國荃一本，他說曾國荃圖謀不軌，想誣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應該將曾國荃入罪。后來，經過調查，官文的確與肅順等人有關系，清廷將其罷免。曾國荃的做法無疑會得罪清政府中的滿清權貴，如果曾國荃在日后出現疏漏之處，曾國藩也肯定脫不了干系。

為了讓曾國荃日后謹慎，曾國藩寫信開導：“頃閱邸抄，官相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懼！”他在信中向曾國荃講明了當時的情況，官文雖然是肅順余黨，但由于是滿人，受到的懲罰非常輕。官場就是這樣，這樣的環境無法改變，只有試著去適應它。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湘軍將領蔣益澧任廣東巡撫，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彈劾，轉而為廣西按察使，職位連降兩級。從中足見官場變幻莫測，稍不注意，便會有所閃失。得意的時候可能會一年升遷數次，而失勢的時候又會一落千丈，曾國藩以古人為鑒，以今人為鏡，將官場看得透實而真切。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他在給黃翼升的信中寫道：“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小心謹慎，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p>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曾國藩已是六十高齡，次年，他的一生結束了，身節俱全。去世前的幾個月，他仍然不忘謹慎，給兄弟寫信時，再次告訴他們仕途險惡，望他們保重。他這樣寫道：“官途險惡，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屬不易。如將帥之和厚中正，以為可免于限難，不謂人言籍籍，莫測所由，遽至于此?！痹鴩@樣做，目的之一是想讓兄弟能夠學會他的謹慎，不要因為大意而連累家族，毀了自己辛苦創下來的基業。

對“慎”和“畏”曾國藩有獨到的體會：

“余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俏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后，棲于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后，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煉后得來。”

由此看來，曾國藩謹慎于微的做法，才使他在官場上縱橫多年，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