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權勢，只為真自我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或許是唐朝統治者李氏有胡人血統，大漠長風的剽悍之氣給中原文化注入了激蕩的血液，唐代統治者用開放的姿態君臨天下。開放的政策，帶動了文化繁榮。李白就是在這種良好的社會環境下一展才情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李白是盛唐精神與盛唐文化的代言人。李白是天生的狂士，狂放不羈，喜歡縱橫之術，沒有讀書人的拘謹與迂腐。

對于李白寫詩作賦的水平，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15歲就自認為能與司馬相如齊名，多么自負；“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敢與孔子相提并論，何等狂放，這就是李白的狂勁。然而李白的自負狂放還不盡如此，他高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在中國這個以中庸思想為核心的國度，竟敢輕蔑孔子，嘲笑儒家圣人，蔑視權威偶像，這是何等的勇氣。

李白少負才學，胸懷奇志，他要像蘇秦、張儀那樣，憑自己的才學游說君王，為帝王師，輔佐君王治理天下。過分的張揚與狂放往往會讓人作出不切實際的選擇，過分的聰明也正是人的致命弱點。李白在感嘆自己懷才不遇的同時，忽略了一個問題：一個恃才傲物的人容易暴露出自己的性格缺陷。事實也是如此，人們對天才的敬仰和同情，往往忽視天才自身的因素。李白的狂放性格打碎了他的政治理想，卻成就了他“詩仙”的美名。

李白畢竟是讀書人，他的文化血脈里流淌的仍是儒家積極入世、兼濟天下的思想激情，因此，青年時代的李白一開始并沒有把自己的一生交給詩歌創作，而是志在官場。蘇延味發現了李白的才華，他認為李白文采可觀，風骨不足，只要繼續努力將來必成大器，可以與司馬相如齊名。李白覺得，司馬相如只不過寫得一手好文章，是漢武帝的俳優罷了。大丈夫志在經國濟世，即便不能為官，也要像魯仲連一樣，做一個縱橫大師，至于詩文乃是消遣而已。由此可見，當初李白的理想在于從政。但是李白的性格與政治理想格格不入，他的狂逸性格讓他在選擇躋身仕途的道路中走錯了一步。

唐代是開明發達的社會，科舉制度相對來講比較合理，它打破了世族地主政治的官僚選拔制度，為庶族士子為官從政大開方便之門。但是李白不屑于科舉之路，自負的他看不起科舉場上的你爭我奪，他認為千里馬不能與駑馬相齊驅。還有一點就是，與其他讀書人不同的是，他想做王者之師，與統治者結為知己，平起平坐。一般人是不會有這種想法的，也是不敢有這種想法的，可李白卻敢這么想。他不愿意走一個讀書人順理成章應該走的道路，他不愿受科舉的束縛。

李白天生自傲、狂逸不羈，自然對科舉之路不屑一顧，他想用人格和才華來換取仕途的通行證，制造一個一鳴驚人的戲劇效果。可是李白的性格，使他成不了直鉤垂釣的姜太公，他沒有姜太公的耐心和老謀深算；他也不會像諸葛亮那樣善于塑造個人形象，更沒有諸葛亮的治國韜略。一句話，即便入朝也不會建立奇功，但他還是選擇了入仕。

李白憑借自己的卓越才華和滿腔熱情走上長安自薦之途，在京城李白與大詩人賀知章惺惺相惜，李白的清雅脫俗讓賀知章嘆道：“此天上謫仙人也。”李白很快便譽滿京城。果然，李白的名聲和才華引起了很多權貴的注意，在這些權貴當中有玄宗最寵信的妹妹玉真公主和道士吳筠，經二人的推薦，玄宗下令召見李白。一紙詔書下來，李白欣喜若狂，他以為從此可以施展政治抱負：“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多么自信，多么豪爽的癲狂！唐玄宗在金殿召見了李白，并走下龍椅，步行迎接李白，讓李白坐在七寶床上，親手為李白調羹，讓李白做了翰林學士。這種特殊的禮遇，讓人艷羨不已，換一個人，也許早就心滿意足了，但李白對“翰林學士”這個有名無權的空銜并不滿意。他無非是偶爾陪皇帝談談詩文，做些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官樣文章而已。

李白做了翰林學士，就像展翅的大鵬被關進了鳥籠，實在不合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他耐著性子忍受著。這段期間，他有時為朝廷草寫詔書文告，有時還解答玄宗的國政詢問，但更多的時候卻是陪帝王嬪妃宴飲歡娛。李白看不起司馬相如這個俳優之臣，現在自己卻也做了俳優之臣。性格上的壓抑，讓他借酒澆愁，在酒后盡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聲吟唱：“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酒真的可以消愁嗎？未必，李白自己就說過：“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最后李白連陪他喝酒的人都找不到了，獨自邀月而飲：“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李白的才華讓人敬佩，也讓人妒忌，可他又偏偏不會韜光養晦。李白性格狂放、蔑視權貴，又如何能在朝中呆得太久！由于個性張揚，難免會得罪一些小人，胸懷再寬廣的統治者，也難以接受他的狂放。有時，李白的狂放已到讓人難以容忍的地步了，他不顧身份，經常流連于酒肆，醉酒高歌。

《警世通言》中《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一篇上說：李白曾到京城參加科舉考試，由于未送“紅包”，被楊國忠、高力士一筆批落，此次李白做了翰林學士，為玄宗皇帝草詔回蠻書時，便借機羞辱二人，他要貴妃調羹、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脫靴，李白癲狂得大膽而無畏。玄宗欣然應允，但是楊、高二人當眾受辱，豈能不耿耿于懷，終于，機會來了。李白為楊貴妃所作的《清平調》三章中有一首道：“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能似？可憐飛燕侍新妝。”楊玉環甚是喜愛，這一天，正自吟唱，倚欄嘆羨，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便自挑撥：貴妃不知“可憐飛燕侍新妝”一句是在罵你嗎？那趙飛燕原是西漢成帝之后，深受寵幸，可她卻與赤鳳相通，后被成帝獲知而殺。于是楊貴妃心下懷恨，經常在玄宗枕邊吹風，說李白使酒輕狂，無人臣之禮，玄宗便日漸疏遠了李白。同時，李白對朝廷與現實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從長安帶走了酒仙的雅號和謫仙人的美稱，也帶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我們應該感謝將李白排擠于仕途之外的力量，因為是他們激化了李白狂逸的個性，把李白推向了詩歌藝術的巔峰，不然我們到哪里去讀他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詩。

李白的一生是與酒分不開的，他的狂更與酒密不可分。仕途失意的李白始終處在充滿理想與現實、情感與理智、仕與隱的矛盾之中，因此，李白選擇了嗜酒。李白是詩仙也是酒仙，他用酒來表現自己張揚的個性、曠達的胸懷。

酒意和仙風來源于李白狂傲飄逸的性格，也根植于他的靈魂深處。李白不是用酒來麻醉自己，因為他是酒仙，醒時是醉，醉時是醒，醉亦醒來醒亦醉，不喝酒時他是狂人，酒入俠腸便是酒中仙。醉之以酒，醒之以酒，入乎酒內，出乎酒外。有了酒，天下王侯盡不在眼中；有了酒，俠腸義骨天下漫游；有了酒，就有詩韻和文采；有了酒，更有了仙風和道骨。杜甫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李白酒喝得透，人狂得妙，在酒中揮灑真實的自我，張揚生命的熱情，抒發了人生的理想，化解失意的苦悶。在醉與醒的界限完全消失后，李白的狂逸性格揮發得酣暢淋漓。

李白的性格注定不是在斗室中創作詩歌的詩人，狂士風骨帶動了流浪的腳步。李白帶著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帶著豐富的想像和浪漫的情懷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把癲狂與飄逸、真誠與贊美、迷離與失意轉化成生命的激情，注入奇瑰詩篇，用自己人格的風采發出強有力的吶喊！“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詩人發揮瑰麗的想像，把樓、月、夜結合在一起，把自己溶進其中，詩意曠達浪漫。這就是豪放孤傲的李白，讀李白的詩，我們就是在讀李白的人。

在李白的人生里，有莊子的超逸，有儒家的忠孝，有俠士的義薄云天，有道家的離塵超世，有玄學的狂傲不羈。亦儒、亦俠、亦道，儒俠道相得益彰；亦狂、亦狷、亦逸，狂狷逸集于一身，共同鑄成了狂傲豪邁、卓爾不群的李白。李白寫下了中國文化史上瑰麗的詩篇，他因狂放不羈而命運不濟，但也因狂放不羈才讓他的詩驚天地、泣鬼神。

余光中《尋李白》詩云：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這是當代中國詩壇的優秀之作，詩人把酒、狂、詩完完整整地還給了李白。余光中在詩中不僅寫了李白，更寫了盛唐的詩，正是這些才情橫溢的詩人為盛唐增色，也是盛唐的錦天繡地激發了這些才子的創作豪情。因此詩情、酒意、狂氣四溢的李白更是一座青春偶像，站在盛唐文化的頂端，盡情揮灑著豪情。

智慧總結

如果一個人只知拼命攢積財富，身心都沉浸在追逐名利財富之中，那么，他的心靈會變得非常的空虛和不安，因為總是追逐這些外物的東西，就會喪失人的本性，從而使人的精神匱乏，所以，人們要本著“去留無意，任天空云卷云舒；寵辱不驚，看窗外花開花落”的淡泊心志，才可以在人世間收放自如，也才能夠獲得心靈的真正平靜，找到真正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