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后漢書.梁鴻傳》記載著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寫梁鴻和孟光志同道合，結為連理，相敬如賓，白頭偕老。這是一篇較好的人物傳記。作者善于選寫典型事例，善于對比烘托，善寫人物對話，具體生動地再現了這一故事發(fā)生、發(fā)展的全過程。

梁鴻，字伯鸞，東漢初年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他的父親梁讓，王莽當政時曾做過城門校尉，后寓居北地(今寧州)而卒，落得個“卷席而葬”的可悲結局。梁鴻幼年遭逢亂世，千瘡百孔的社會現實，父親死后的凄涼情景，在他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一直影響到他今后對人生道路的思考和實踐。

東漢初年，社會雖漸趨穩(wěn)定，但無法根本克服的種種矛盾仍在潛滋暗漲。豪強稱霸，皇戚宦官爭權，仕途坎坷污濁。梁鴻年青時“受業(yè)太學，家貧而尚節(jié)介，博覽無不能，而不為章句”。他安貧樂道，無意仕進，學完后卻在上林苑中放牧豬群，當起“豬倌”來。一次，不慎失火，把別人的房舍燒了。他沒有逃避罪責，而是主動去尋訪受害主人，問明損失，把自己養(yǎng)的豬全部拿去賠償。主人嫌少，他又別無它財，只好以身抵債，朝夕不懈地替主人幫工。他的行為受到鄰家耆老的稱贊。主人受到輿論的譴責，也才改變了態(tài)度，把豬全部退還他。他沒有接受，悄然離去，回到鄉(xiāng)里。這看來不過是一件小事，但以小見大，表現了梁鴻高尚的德行和節(jié)操。梁鴻因此在鄉(xiāng)里名聲大振，一些有勢力的人家，都想把女兒許配給他。但他視富貴榮華如糞土，都一一拒絕了。

扶風平陵還住著一戶姓孟的人家，膝下一女，名孟光，字德曜。孟光身強力壯，能高舉石臼，只是長相不好，又胖又黑.年已三十，前來說媒的人也不少，父母也為她找好了人家，她卻不愿出嫁。焦心的父母問她原因，她說：“我要嫁就要嫁一個象梁伯鸞那樣高尚的人。”梁鴻得知后，欣喜異常，主動前往下聘，孟光自然樂意。她不需要豪華的嫁妝，只請求父母制作布衣、麻鞋，以及績麻紡織等各種勞動工具。可出人意料的是，她剛入門時卻穿著綾羅綢緞，涂脂抹粉。梁鴻一見，很是不快，一連七天不理她。這是什么原故?下面一段對話道出了個中究竟，表明了他們共同的心跡：

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賽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愿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原來是孟光喬妝試新郎，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誤會。這一情節(jié)的曲折，雖然波動不大，但更見得他們間心心相印了。

孟光不慕富貴，梁鴻不以貌取人，雖一貧一丑，但精神充實。由于有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因而能互相敬重，互相幫助，過著自得其樂的美滿生活。過了不久，孟光見梁鴻遲遲沒有行動，便問道：“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梁鴻回答說：“諾!”于是一起進入霸陵山中隱居，“以耕織為業(yè)，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其樂融融。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時寫下了《五噫之歌》。“肅宗聞而誹之，求鴻不得”，于是梁鴻只得隱姓埋名，改姓運期，名耀，字侯光，同妻子一道遷居于齊魯之間。不久，又—起到吳地定居。在吳地，梁鴻到大戶皋伯通家作傭工，舂米，孟光則在家做飯。每當梁鴻勞動歸來，孟光早已準備好了飯食，“舉案齊眉，以示敬愛”。案，古時有腳的托盤。孟光給丈夫送飯時，總是把端飯的盤子舉得高高的，表示對他的尊敬和熱愛。兩夫婦就這樣和睦相處，直至梁鴻因病去世，孟光辦理好后事，才離開吳地回到扶風。

古代閃光的愛情故事大多是同反封建的主題聯系在一起的。孟光與梁鴻沒有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約，而是自己作主，自由選擇對象，自由結合。他們的婚姻是建立在純真的愛情的基礎上的，他們的結合是有共同的思想作為基礎的，因而也就能經受住任何考驗，實現白頭偕老的美好愿望。由霸陵山中到齊魯之間，再到桑地，一再遷徙，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從以耕織為業(yè)到為人傭工，生活的困難也愈來愈大。但是，他們沒有低頭屈就，而是始終不渝，相依為命。這一故事深含著反封建的積極意義，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反映了在封建桎梏下的廣大青年男女的意愿和追求。

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一是糞土富貴，勞動為生，過和平安定的生活;二是為了“隱居避患”，潔身自好。前者體現了勞動本色，反映了廣大百姓的共同愿望，無可非議。至于“隱居避患”，雖不無可議之處，但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也應不以為非。梁鴻“仰慕前世高士”，曾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寫了頌詞。四皓即“商山四皓”，指秦末隱于商山(今陜西商縣東南)的四位八十余歲的高士——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同處亂世，同是為了遠身免禍，因以為范。他還多次作詩明志，如過京師時寫下的有名的《五噫之歌》：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肅宗聞而非之”，差點惹了大禍。后來沈德潛《古詩源》易“非之”為“悲之”，似乎是說肅宗想起用梁鴻。即或果真如此，則更進一步表現了梁鴻決不低頭屈就的高尚節(jié)操，到吳地前，又曾作詩暢抒憤世疾俗的情懷。詩的末尾寫道：

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

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從隱居前，孟光“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的問話，足見夫婦二人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后漢書》雖無明確交代，但從他們的隱姓埋名、一再遷徙，可見他們在當時處境艱難，隱居的行動是被統(tǒng)治者逼出來的。而在當時，他們也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表示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反抗。

必須看到的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不是他們“隱居避患”的思想和行動，而是他們具有勞動本色的忠貞愛情被傳為佳話，“舉案齊眉”也成了人們習用的成語、典故。皇甫謐《高士傳》和《太平御覽》卷五○二，都節(jié)錄了這一愛情故事。元曲中借用“舉案齊眉”這一典故的唱詞屢見不鮮，如：

王實甫《西廂記》：“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回避，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

于伯淵套曲〔仙呂.點絳唇〕〔六么序么〕：“孟光合配梁鴻，怎教他齊眉舉案勞尊重。”

童童學士套曲〔雙調.新水令〕《念遠》〔甜水令〕：“案舉齊眉，帶綰同心，釵留結發(fā)，那曾有一點褻狎。”

后世以孟光梁鴻事作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多見，元雜劇中有無名氏《孟光女舉案齊眉》一本傳世。莊一拂先生《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云：

《今樂考證》著錄。脈望館鈔校本，《元曲選》本。《錄鬼簿續(xù)編》失載名氏目有《孟光舉案》一本，題目作《義烈士梁鴻作歌》，正名作《賢達婦孟光舉案》。疑即此劇。《也是園書目》著錄此劇正名。《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曲海總目提要》并作簡名《舉案齊眉》。《曲錄》據《元曲選》本別作《孟德耀舉案齊眉》。鈔校本題目作《梁伯鸞攀蟾折桂》。

《元曲選》本題目作《梁伯鸞甘貧守志》。從以上題目、正名中“義烈士”、“賢達婦”、“攀蟾折桂”等詞語的運用已可以看出，雜劇所演與《后漢書.梁鴻傳》的記載多不相侔了。比較來看，雜劇確乎黯然失色了。

雜劇的故事梗概就很不相同。除保留了孟光喬妝試新郎、梁鴻依皋伯通作傭工等少數情節(jié)以外，整個故事基本上是作者杜撰。第一折演孟光廉內擇親。先交代了故事原委：孟從叔，汴梁扶溝縣人氏，曾為府尹，年邁居家。其妻王氏，生一女名孟光，字德耀。從叔勇與同堂故友梁公弼指腹成親。公弼夫妻早逝，其子梁鴻“學成滿腹文章，爭奈身貧如洗，沿門題筆為生”。從叔想悔了這門親事，又怕人說“忘卻前言”，于是設謀請來巨富財主張小員外、官員家舍人馬良甫和窮秀才梁鴻，前廳擺宴，讓孟光廉內擇親，三中選一。接著寫孟光不聽梅香的勸阻，不顧父母的訓斥和非難，堅決表示“孩兒只嫁那窮秀才”。結果從叔屈服，決定招梁鴻過門攻書，另打主意。第二折演梁鴻入贅情事。過門七日，夫妻卻不曾晤面，孟光主動前往探望，梁鴻氣憤惱怒，原來是因為孟光依然小姐裝束。于是，孟光“重整頓布襖荊釵，收拾起嬌紅膩粉”，一個道“這才是梁鴻之匹”，一個說“到今日更親”。孟從叔認為孟光私會梁鴻“無禮”，又見她“這般打扮”，大罵“小賤人”。孟光據理力爭，從叔氣急敗壞，將二人趕出家門，但又另生心計，與嬤嬤秘授機宜，暗中資助。第三折演依皋伯通為傭工情事。梁鴻舂米，孟光“甘受這糟糠氣息”，與梁鴻“舉案齊眉”。張小員外和馬吉甫前來糾纏、調戲，孟光“窮則窮不曾折了志氣”，轟走兩個潑徒。結果，嬤嬤按從叔之意，資助盤纏，梁鴻進京應考。第四折演梁鴻高中狀元情事。梁鴻一舉狀元及第，除授扶溝縣縣令，夫貴妻榮。懲治張、馬二潑徒，消了怨氣。嬤嬤道出真情，梁鴻認丈人丈母。天子下詔，稱“梁鴻本世家子弟，能守志不厭清貧，妻孟光尤為賢達，舉案處相敬如賓。……可超升本處府尹，更賜予黃金百斤。其妻父能曲成令德，亦堪稱耆舊之臣，并著令題名史冊”。以一家榮耀作關目收場。

從上面的劇情介紹可以看出，雜劇的主題已經失去了反封建的積極意義，而代之以封建思想的說教，變成了封建倫理道德的傳聲筒。情節(jié)比傳記自然更復雜，也有曲折，有波瀾。但這起伏迭宕的情節(jié)不是圍繞著表現孟梁純真的愛情這一中心來展開的，而是緊緊扣住金榜題名、皇恩浩蕩、夫貴妻榮、光宗耀祖這一主線來設計安排的，梁孟的結合則僅僅是一條副線。人物有所增加，描繪自然比傳記更為具體。但無論是主要人物的塑造還是次要人物的勾勒，都是服從于表現主題的需要的。

次要人物有孟氏夫婦和嬤嬤、梅香等。孟氏夫婦在傳記中只有“父母問其故”一句，形象不清楚。雜劇里的孟從叔和王氏則是作為孟光和梁鴻的對立面出現的，一上場就表現出一副勢力眼。后來的屈從孟光，招贅梁鴻，趕走小夫妻，也是另有打算，即所謂“木不鉆不透，人不激不發(fā)”，為的是逼梁鴻攻書應考。孟從叔先說“待他得志后，方顯老夫心”，次說“眼觀旌捷旗，耳聽好消息”，最后“牽羊擔酒，與孩兒慶喜”，其想的做的，都離不了“功名”二字。老夫婦與小夫妻在劇中并沒有形成尖銳的矛盾斗爭，最后又順利地言歸于好，這是因為兩代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追逐功名是他們共同的愿望。兩位奴仆是傳記中沒有的。嬤嬤唯命是從，來往奔走，為的是要“老相公放心”。梅香嫌貧愛富，說梁鴻“窮的怕人”，要小姐“揀那富貴的招一個，又為人，又受用”，在她身上看不出絲毫“紅娘”的影子。孟氏夫婦是封建思想的化身，奴仆身上也浸透了封建思想，都顯得蒼白無力。到是兩個陪襯人物——張小員外和馬良甫，還刻劃得比較生動。這是兩個不學無術的酒囊飯袋，在孟光眼里，不過“都是些小人儒”，“蔭庇驕奢潑賴徒”，“豹子峨冠士大夫”。后來找孟光“歪廝纏”、“胡廝”，結果“斗孟光不得便宜，空惹他傍人一笑”。最后厚著臉皮去接新官梁鴻，落得個“每人杖一百，枷號一個月，打退儒戶，永為農夫”的下場。這是一對漫畫化的人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個側面，具有一定的暴露性。

至于主要人物梁鴻與孟光的塑造，雖保留了傳記中的某些情節(jié)，但由于思想基礎迥然不同，所呈現出來的面目已不是昔日的梁鴻孟光，完全是另外的兩個人了。梁鴻雖也曾“題筆為生”，舂米度日，但他沒有昔日梁鴻的勞動本色和無意仕進的思想，而是一心要進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其上場詩云：“三十男兒未濟時，腹中曉盡萬言詩。一朝著遂風雷志，敢折蟾宮第一枝。”他要孟光改妝，也是本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事貧賤”的信條的。在皋伯通家，有了盤纏就立即上京，并信心十足地說：“昔作五噫歌，今成萬言策。誰知滌器人，即是題橋客。”考中后，其上場詩云：“去日曾攜一束書，歸來玉帶掛金魚。文章未必能如此，多是家門積慶余。”衣錦還鄉(xiāng)，志得意滿，難以言狀。可見，今日的梁鴻已經成了另一類封建士人的典型代表了。孟光雖也不顧“在家從父”的訓條，自擇姻親，對梁鴻也是“舉案齊眉”，但支配她的行動的思想變了，一點微弱的閃光也最終熄滅了。她之所以選配梁鴻，主要是因為她堅信“這須是五百年前天對付”，“窮則窮不辱我姻緣簿”;堅信“天不負詩書”，“皇天既與他十分才，也注還他一分祿，包的個上青云平步取”;堅信“當今天子重賢臣，大開著海也似的賢門”。因此，他認為悔親是“壞風俗”，指責其父“富時節(jié)將親偏許，貧時節(jié)把親偏阻，可不道君子斷如初”，“枉了你清廉名目”。她之所以“高高的舉案齊眉”，乃是因為“夫唱婦隨”，“雖不曾夫貴妻榮，我只知是男尊女卑”。等到“桃花浪暖蟄龍飛，平地一聲雷”的時候，她也有“則怕不穩(wěn)如荊釵布襖”的隱憂，但想到“這象簡烏紗出圣朝，若是沒福的也難消”，也就心安理得了。可見，今日的孟光已成了封建社會中賢妻良母的典型代表了。

從《后漢書.梁鴻傳》到元雜劇《舉案齊眉》，所產生的質的變化，自然不是偶然的。文學是意識形態(tài)的上層建筑，封建思想在封建社會中居于統(tǒng)治地位，其對文學領域的滲透自然是無孔不入的。但人民是會有選擇的，永遠留在人民心中的孟光和梁鴻，將必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