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鴻漸，錢鐘書一九四六年問世的長篇小說《圍城》中的主人公。一個中國現代小說中獨一無二的人物，一個生活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大千世界里不甚被人注意的某一角落中的人物，一個出色地承載著作者飽含諷諭意味的文化評價眼光的人物。

當一艘印度洋上馳來的法國輪船，把方鴻漸從西方世界載回東方文明古國，他那起落沉浮，顛躓奔忙，不免荒唐并且平庸的遭際和經歷，就此揭開序幕。這個早在國內讀大學時，就是“從社會系轉哲學系，最后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的用心紛亂、無所適從的角色， “到了歐洲，既不鈔敦煌卷子，又不訪《永樂大典》……，四年中倒換了三個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幾門課，興趣頗廣，心得全無，生活尤其懶散”，除了學會一套夸夸其談的本事，幾乎一無長物。無奈附庸風雅的父親(鄉紳方遯翁)和岳父(靠開鐵鋪暴發的點金銀行總經理周厚卿)向他索求留學文憑，不得不臨時挖空心思從一個愛爾蘭騙子手里弄了份“博士文憑”，成為子虛烏有的德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出于心虛膽怯，在家信中故作姿態叮囑： “平生最恨‘博士’之稱，此番未能免俗，不足為外人道。”

憑著一紙假文憑榮歸故鄉，引起家鄉江浙小鎮不大不小的轟動的方鴻漸，在家鄉省立中學信口雌黃的演講，映照出當時一種庸俗不堪的社會風氣和曾經“五四”洗禮卻仍然顯得陳腐的教育制度。當方鴻漸為躲避日本侵華的戰難，寄居上海周家，與趙辛楣、蘇文紈、褚慎明、董鐘川、曹元朗等人的應酬交際、唇槍舌戰、爭風吃醋，又勾畫出這批“讀書論道”、聚而清談的世家子弟，這些被中、外文明的教條攝去了靈氣的人物的精神空虛、百無聊賴。他們同屬于畸形、紊亂的舊中國社會中一個很有特殊性的群體。

如果把荒唐、孟浪、庸俗、浮夸、空虛，當作是方鴻漸的全部精神素質，那就不免過于簡單了事。除此之外，他還保留著正統、拘謹、清高乃至純真的精神素質，它們相互滲合，糾結一體，彼此消長。在假博士文憑這樁公案中，方鴻漸不僅受到知道內情者的譏諷嘲笑，而且也時常承受著自己良心的壓力，為假冒博士的勾當后悔懊惱，并且在填寫履歷時也多次不提博士學位。當他接到三閭大學的聘電時，還抗住了憑“博士”文憑“增添身價”的誘惑。但到了三閭大學，眼睜睜看著別的“博士”趾高氣揚，自己不得不低人一頭，又不免自怨自艾，大感反悔。尤其是當他得知，韓學愈憑著“克萊登大學博士”這份假冒的學位、以及假冒的美籍夫人招搖撞騙，取得了歷史系主任的職業和最高等的薪金時，更是百感交集。他一方面私下對趙辛楣說要戳穿騙局，另一方面又遲遲不肯動手，這種不由自主的延誤，表明了一種難言的苦衷：因為揭破不學無術、靠行騙度日的韓學愈的真相，對方鴻漸說來，也同時意味著“宛如自己的陰私被人揭破”。最終在有恃無恐的韓學愈以及三閭大學鼠輩小人面前，方鴻漸不得不敗下陣來，重新返回上海。

回國后，由于實際生活的磨煉：江浙小鎮的風習人情和教育狀況、三十年代十里洋場上各色人等和社交生活，去三閭大學途中村野見聞和坎坷遭際，尤其是在“大學城”里的混沌世道和明爭暗斗，以及重返上海后人事的糾紛和國家的變故，使方鴻漸親驗了一系列人生的困窘和社會的不公，致使他的思想和性格不得不發生一些變化。

日本人的入侵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直接激化了家庭矛盾，方鴻漸整天被糾纏在自己新組織的家庭與原有的舊式家庭之間的矛盾、新舊家庭各自內部之間的矛盾、岳家與婆家的矛盾以及親屬之間、主仆之間的矛盾的漩渦里，尤其是不知有國，但知有家，一天到晚忙于婦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方家妯娌之爭，更使他煩悶得幾乎窒息。舊式家庭因日本人的戰火失去了鄉間的產業，被迫蝸居上海，他與孫柔嘉剛建立不久的新家，也因日本人勢力對報館的滲入，迫使方鴻漸辭去報館職業。在日寇步步逼近，租界形勢日益險惡的背景下，在騎墻派紛紛投敵，進步人士慘遭迫害的情況下，一向玩世不恭的方鴻漸選擇了不屈從的辭職一途。最后，離家出走的方鴻漸，決定前去投靠棄學做官的趙辛楣，在他的面前，又注定還要走一長段平庸灰色的路。

這是一個和孕育了他的那些社會條件非常相稱的人物。封建鄉紳的家學淵源，使他長成為一個不更世事的紈绔子弟，但在對待求學和追逐女人方面，他又不乏一套敏銳的手段和精明的心機。那個賣假文憑的狡猾的愛爾蘭人就曾經敗在他的手下，文憑寄出，錢未到手，讓方鴻漸狠狠作弄了一通，氣得“紅著眼睛要找中國人打架”。在鮑小姐、蘇文紈以及代表死去的未婚妻的岳父母面前，他也頗有應變周旋的機靈勁，但在真心愛著的唐曉芙那里，又顯得異常幼稚和急躁。他對世故人情常有很犀利的洞察力，往往能一針見血地看出別人的動機和隱私，但在社交場合又會屢屢受窘出丑，在混沌的世俗和小人的傾軋下，更是容易顯出懦怯、遲疑、心煩意亂、束手無策。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既包含鄙俗、浮夸、狡詐和胸無大志的一面，但又可以在三閭大學那輩學界小人面前表現出正人君子的浩然正氣，既沾染了不問國事、及時行樂的習氣，最終又能在毅然辭去報館職業的行為中保持住一點民族和人格的尊嚴。

而尤其值得引起關注和深刻反省的是，在方鴻漸的身上，凝聚了學貫中西的作者，對于中西文化復雜的評價眼光，那就是，透過方鴻漸顛躓奔波的灰色人生的背影。我們看到了固有的中國文化精神和秩序，是如何對這一代人中一群特殊的知識分子，仍在或隱或顯地施加著因襲包袱的壓力，同時也看到了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化，是如何在這一代人中的一群特殊的知識分子的身心中，蛻化變質為一種面目全非的東西。那么在這個特定的范圍里，結論似乎應該是，無論是過去時態上的中國文化傳統，還是現在時態上的西方文化成果，幾乎都將無法幫助現代中國擺脫文化上遇到的困境。這樣，究竟憑什么才能使現代中國擺脫自身文化上的困境?這便是方鴻漸留給當時乃至今日的一個嚴峻而又艱深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