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麗娘是湯顯祖劇作《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

麗娘出身在一個禮教氣氛十分濃郁的官僚貴族家庭。父親杜寶官南安太守，母親甄夫人亦為貴族之后，麗娘則是他們唯一的女兒。父母視她為掌上明珠，一心把她培養成知書識禮，舉止中規的封建淑女。她從小禁錮在小庭深院，生活十分單調。隨著年齡的增長，她受到的管束也越來越嚴厲：穿件繡著雙鳥的衣服，便受到母親指摘，中午略為打盹，也要招來責難。父親杜寶還特為邀請迂腐老成的陳最良來作老師，以“開首便是后妃之德”的《詩經》做教材，為麗娘講書。后院明明有座后花園，也從不對麗娘提起。杜寶解釋這種教養方式，乃是為了拘束麗娘身心，撲滅她自由的天性。

身受從環境到心靈的層層束縛，少年麗娘呼吸不到一點新鮮氣息，純潔的心靈甚至一度受到禮教的玷污。侍女春香說她： “名為國色，實守家聲，嫩臉驕羞，老成持重。”已經略具官家小姐的風范。但是，這并未成為麗娘性格的主要方面。她“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每當惠風布暖，鶯軟花濃之時，便悵然傷春。這種純真爛漫的個性與理學氣息彌漫的環境之間的矛盾，把她帶入強烈的苦悶和困惑之中。

迂腐塾師陳最良的一首古詩，卻“講動情腸”，喚醒麗娘的自由意識，推動了她性格的發展變化。《關雎》本是首歌唱愛情的優美民歌，陳最良硬是曲解為理學教義。杜麗娘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理解詩意： “悄然廢書而嘆曰： ‘圣人之情，盡見于此矣，古今同懷，豈不然乎?’”她認為《關雎》表達的乃是古圣人一種正常的人生欲望。古今懸隔千年，而七情未變，圣人尚且不能免俗，不正說明人的正常心理情感不可壓抑么?可是麗娘切身膚受的，正是禮教對身心的層層拘束，對人性的重重剿滅。想到這些，她對禮教的心理對立越發加劇了，不禁慨然嘆息：“關了的雎鳩，尚然有洲渚之興，何以人而不如鳥乎?”“關關”本為鳥聲，麗娘故意移用為寫禽鳥的處境。禽鳥本來是無拘束的，那雎鳩雖然關了，卻仍然滿懷著遨游洲渚的興致，因為它相信哪一天必要飛出籠去。而麗娘一言一語，舉手投足，都要受到種種的人為規范，必欲失去全部的天性欲望，接受純屬外加的另一思維模式而后止。這樣說來， “人不如鳥”誠非虛言。傳統束縛釀造的逆反心理，推動麗娘從心理對立走上行動反抗的道路。

《游園》一出戲，集中描寫麗娘青春覺醒過程。背著父母游園賞春，最初動機只是暫時擺脫沉悶無生氣的深閨生活。但走進花園，只見姹紫嫣紅，鶯啼鳥喚，滿園生機。一種對于自然美的驚異和歡悅頓時充溢胸中。她不禁抱怨： “恁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 “錦屏人”把韶光看得太賤了。如屏如畫的春景鋪排在她的面前，她脫口唱道： “遍青的啼紅了杜鵑，荼蘼外煙絲醉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閑凝盼，生生燕語明如剪，嚦嚦鶯歌啼的圓。”在喧騰熱烈的氣氛中，順應自然的節律，按照自己的天性欲望，萬物都在無拘無束地生長生活，這是多么令人稱羨的情景。正值妙齡的青年男女，不也一樣酷愛熱烈，渴望順適，需要滿足嗎?大自然隨緣隨欲的生息意趣，激起麗娘春情的波瀾：“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宮之客?”她的人生欲望，奏出了與自然萬物相同的旋律。她想到自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為虛度青春”。而播弄自己婚姻命運的，乃是那種選擇門第的婚姻制度： “則為俺生小嬋娟，揀名門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在這里，她把傳統婚姻制度與自己的青春歡樂尖銳地對立起來，構成一種非此即彼的態勢，蔑視“良緣”，珍惜青春，甚至對“前以密約偷期，后皆得成秦晉”的前代佳人才子露出欽羨之情，表現出十分熱烈的渴慕青春幸福的心理。麗娘的青春完全覺醒了。而這“青春”的內涵，首先表現為人的正常生理欲望。推而衍之，情理矛盾，本質上就是“欲”理矛盾，是人的正常欲望與禮教禁錮之間的矛盾。作家湯顯祖用文學手段進行的這番哲理闡釋，與思想家李贄提倡“好貨”、 “好色”等人生欲望的進步思想遙相契合。

對自由幸福生活的熱烈追求，把她引入“美滿幽香”的好夢之中。在夢中，她與一手持柳枝的書生歡會，完全擺脫生活規范的約束，享受到自由愛情所特有的幸福和滿足!驚夢以后，愛情便吸引了她的全部精神力量，夢境和夢中之人便成為她唯一的追求了。她十分珍惜和留戀這個夢。《尋夢》一出，她不顧母親訓誡，支走春香，獨自一人走入園中追尋夢境。她醉心于夢的甜美幽香，又傷感于“猛教人抓不到魂夢前”的冷酷現實。她徘徊于作為愛情象征的梅樹之下，唱出了“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愿，便酸酸楚楚無人怨”的心聲，明確表示她對自由生活的強烈向往。她的反抗性格開始迅速發展。

現實生活是冷酷無情的。《西廂記》中的崔鶯鶯尚能從普救寺獲得偶遇青年才子的機會，麗娘深閉于閨閣之中，不能越雷池一步，她的理想就始終只能是個心造的幻影，不可能成為現實。她的情緒變化得不到任何人理解、體貼與安慰，甚至對貼身侍女春香，也難吐真言。于是，她就越發深深沉醉在那美夢之中了。在“淚花兒打迸著夢魂飄”的凄凄愁苦中，相思憔悴，艷冶仙容不久就“瘦到九分九了”。但她對理想的追求卻更為執著。她自繪春容，要“精神出現留與后人標”，吩咐春香把畫藏到湖山石下，堅信夢中之人會拾翠到此， “來把畫粉銷”：臨死遺言，葬在梅樹之下;問春香：“咱可有回生之日否?”仍然盼望著能夠“月落重生燈再紅”!麗娘之死客觀說明，在那個黑暗時代，反動理學對社會精神領域的統治十分頑固和殘酷，或摧殘靈魂，或毀滅肉體，對自由進步力量的迫害是異常慘烈的。要想真正獲得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必須推翻封建制度，填平性理之學這口毒泉。從另一角度看;麗娘之死又是光輝和壯烈的，她寧為至情獻出寶貴的青春，也決不安于禮教禁錮，偷生于世，這種對于禮教排山倒海般的巨大沖擊力，正預示著理學以及它所依附的封建制度的末日。

《牡丹亭》的鮮明個性，杜麗娘之區別于同類叛逆形象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麗娘并不止于以死殉情，而是以死為轉機，求得夢境所標志的愛情理想的最終實現。死后的麗娘，終于通過幸福道路走向理想未來。在地獄里，她是完全自由的。《冥判》一出，她要求判官， “勞再查女犯的丈夫，還是姓柳姓梅。”在陰曹判官的幫助下，她的游魂終于尋到了夢中的愛人。在《幽媾》、《歡撓》、《冥誓》幾個段落，麗娘充分表現出對愛情追求的大膽和熱烈。在梅花觀里，她不顧柳夢梅只是個窮秀才，直率而真摯地表白了自己的愛情，共訂白頭之盟。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門當戶對”等禮教清規統統拋到了九霄云外。她的叛逆性格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復生以后，她的性格又有發展。在最高統治者面前，她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真乃是無媒而嫁”，當父親杜寶以“離異了柳夢梅”相要挾，拒不認她做女兒時，她答道： “叫俺回杜家，了柳衙。便作你杜鵑花，也叫不轉子規紅淚灑。”在父女關系與珍貴愛情之間，她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一個生死不渝地追求自由生活，追求理想愛情，堅決掙脫封建傳統束縛的叛逆女性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閃耀出炫目的光輝。

受到時代的限制，作者只好不無滑稽地把調和情理矛盾的任務交給了最高統治者皇帝，但杜麗娘終于勝利了。死而復生的情節是浪漫的，情戰勝理的結局也是浪漫的，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不會發生。但正是死而復生的情節，示范給那些鐘情男女，對理想的追求應當至死不渝。也正是這種光輝結局，寄予了作者的崇高理想，展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性，為青年們指出了叛逆封建禮教，反抗封建傳統的向上之路。

湯顯祖生活的晚明時代，一方面，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已經從盛唐的巔峰經宋、元、明而不斷滑向低谷。作為沒落統治階級垂死頑抗的一種慣常手段，思想禁錮日漸嚴重。肇端于北宋的性理之學，被改造為統治階級正統意識形態，其戕害天性，絕滅人欲的反動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有明一代烈女尤多，從反面說明，婦女所受的禮教壓迫最為嚴重。另一方面，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明代市民階層力量壯大，產生出代表本階層思想意識的杰出人物。李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同傳統封建觀念迥然不同的學說，他徹底否定在人之外有什么天理，進而否定天理對人心的統治，否定對人的自然要求的任何束縛。他以《關雎》為例，說明文學作品應該出之真情： “《關雎》之詩，未得則輾轉反側，寤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鐘鼓琴瑟，樂而不厭，其樂淫也。”(《明燈道古錄》)決非所謂“思無邪”之作。樂而至淫，哀而至傷，純平為一片至情，而這至情，乃是人類的正常情感。湯顯祖深受李贄等人的思想影響，他的一生，是為人間至情而歌唱的一生。杜麗娘便是他著意塑造的，高度凝聚了人間至情的一個文學人物。湯顯祖在《牡丹亭記題辭》中說：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于手畫形容，傳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作者筆下的杜麗娘，就是一個在情理的激烈矛盾沖突中，勇敢反抗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維護“至情”的藝術形象。

她與《西廂記》主角崔鶯鶯相比，越發顯示出她反抗禮教，追求自由愛情的決心和勇氣。作為封建叛逆女性，她的形象閃耀著比崔鶯鶯更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