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寶是湯顯祖劇作《牡丹亭》中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人物。

他是杜麗娘的父親，是一個恪守封建禮教，扼殺女兒個性發展的頑固家長，年屆五十，尚無應門之子，他感到遺憾和悲傷，指望將來“招得好女婿，與兒子一般”，承傳家業， “把家當戶”。他寵愛麗娘，對她的家教也就更加苛厲。他為麗娘安排的生活場所，是四面高墻的小庭深院，院后明明有座花園，卻從來未向麗娘提起。他看中陳最良老成，延請擔任麗娘的老師，又親自選定“開首便是后妃之德”的《詩經》作為教材。麗娘游園被他知道后，責備夫人： “我請陳齋長教書，要他拘束身心，你為母親的倒縱他閑游，是何家教?”唯恐她從欣欣自然中獲得自由和青春的啟迪。他以為通過這種從環境到心靈層層禁錮的方法，就可以改造麗娘的性情，成為舉止中規的封建淑女。這其實只是培養了麗娘強烈的逆反心理，使她對個性自由的渴望更為強烈，一經在大自然中受到蓬勃生命力的感召，青春的覺醒和對自由的追求就不可遏止了。對此，固執的杜寶是不會懂得的。麗娘病沉，杜母道出了真正的病根， “若早有了人家，敢沒這病”。杜寶卻一口否認：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兒點點年紀，知道個什么呢?”認為“則是些日炙風吹，傷寒流轉。便是禳解，不用師巫，則叫紫陽宮石道婆誦些經卷可矣。”正是他的這種頑固和麻木，斷送了麗娘的青春和幸福。杜寶實際上充當了封建禮教迫害青年一代的執刑人。麗娘死后，他流涕痛哭，怨苦萬分，卻根本意識不到是自己的罪惡。封建思想融化到他的靈魂深處，使他的智慧聰明完全閉塞了。作品展示的這一冷酷事實，十分尖銳地揭示出性理之學對社會的毒害是何等深重，扼殺青年，扼殺自由的手段是何等殘酷。

在對待柳夢梅的態度上，杜寶腐朽固執的個性同樣表現得十分突出。《鬧宴》一出，他拒不承認這遠途奔波、來刀劍叢中看望岳丈的女婿。這固然有許多客觀的理由，但“何處寒酸，敢來胡賴”的叱責，卻暴露了他強烈的門第心理，他的女婿決不會是如此“寒酸”之輩。柳夢梅高中狀元后，他還對女兒說： “沒門當戶對，看上柳夢梅什么來!”自身顯貴卻沒有榮耀的家世，仍沒有滿足他的門第欲望，堅持要女兒“離異了柳夢梅回去認你”，一心要破壞麗娘與柳生的自由婚姻。對杜寶的這一性格側面，作者站在提倡正常感情，提倡個性解放的立場，給予了嚴肅的批判。

除了歌頌至情，提倡自由和個性解放，反對性理之學對人性的束縛這一主題外，作品還有一個副主題，這就是歌頌清明政治，贊揚民族氣節，表達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這同樣體現在杜寶這一封建官僚的藝術形象中。杜寶在劇中就表現出雙重的性格，他還有盡忠職守，關心民疾，勇當國難、民族氣節崇高的一面。在南安太守任上，他安民息訟，務農宣化，是一個賢能的地方官。當地百姓歌頌他： “恭喜本府杜老爺，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絕風清，凡各村鄉保甲，義倉社學，無不舉行，極是地方有福。”可見他卓越的政績。湯顯祖自己作過五年遂昌縣令，搜捕猛虎，處死盜魁，修建學堂，資養貧士、政簡訟清，一縣大治。南安人民所歌唱的“官也清，吏也清，村民無事到公庭，農歌三兩聲”，乃是一種桃花源式的理想。但也不能否認，個別“兼濟”意識較強的官吏，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帶來人民生活的局部改善。不妨把《勸農》一出視為作者當年遂昌為政的夸張了的紀實，這里的杜寶，則是宦游生活中作者的身影。

明朝一代，無時不受到外來侵略的威脅。在它的前期和中期，蒙古貴族軍事集團肇事頻繁，后期女真族興起，虎視關內，而東南沿海的倭寇騷擾始終未斷。這在憂心國事的士大夫心中投下深深的陰影。湯顯祖在劇中花費九出篇目來寫杜寶的淮揚御敵。其中既有影射時政之意，又意在通過杜寶的抗敵行動，歌頌崇高的民族氣節。

在劇中，杜寶是個忠公體國，有膽有識，文武兼備的抗敵英雄。麗娘初喪，萬分悲痛之中，傳來朝報，令他鎮守淮揚，即日起程，“不許遲誤”，他立即壓抑失女之悲，以國家安危存亡為重，匆匆上路，趕往烽火邊陲的淮揚地區。他當時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唱道： “問天何意，黯三光慘淡紅旗，把烽煙吹滿人間，這望中原做了黃沙遍地?猛沖冠怒起，猛沖冠怒起，是誰弄的，江山如是?中原已矣，關河困，心事違。也則愿保揚州，濟淮水。”他詛咒戰爭，關懷敵占區被蹂躪荼毒的生靈，面對肢解分裂的河山，滿腔憤怒，發出“是誰弄的江山如是”的質問，矛頭直接指向朝中昏庸君臣。他深知淮揚地區“枕障江南，鉤連塞北”，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決心“保揚州，濟淮水”，取得戰爭的勝利。在淮陽，他加筑羅城，動員鹽商支援軍糧，以有力的措施贏得戰爭的主動權。為了戰爭的勝利，他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他從陳最良那里聽說夫人被害，悲痛萬分，但他馬上鎮定自己，把國家和民族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借助陳最良巧施計謀，終于取得御淮勝利。

杜寶并非作品的主人公。御淮的情節與麗娘命運發展和性格成長幾乎沒有關聯，本可以不必展開描寫。應該說，這是劇作的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