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一九二九年的中篇小說《二月》，以二十年代中期江南水鄉芙蓉鎮為背景，描寫了一群游離于實際社會中心之外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活。這里有在“時局的混沌”中“忠心于教育事業”的教育救國主義者陶慕侃，有口稱信仰三民主義卻并不實行的方謀;有自詡“贊成資本主義”的闊少錢正興;有標榜“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強烈要求個性解放的美麗女性陶嵐。然而，還是另外一位外來者的形象最突出，他叫肖澗秋。他在回答方謀問他的“信仰”問題時，微笑地說： “信仰是有的，可是不能說出來，所以我還是個沒有主義的人。”

肖澗秋的回答不會使人滿意，但卻是真實的。

“五四”落潮后，隨著革命的深入和階級斗爭的尖銳，原先處于同一陣線的知識分子，進一步發生了分化：有的投身工農運動，有的走入反動營壘，還有的“彷徨中路”。五四運動的新思潮雖然曾經激蕩過肖澗秋的心靈，但沒有把他鑄塑成一個真正的戰士，他有一種如同泡沫一樣被驚濤駭浪拋到岸上的狼狽，又似乎依然熱望著生活的轉機，憧憬著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于是無可奈何地躋身進“彷徨中路”的行列。

肖澗秋自幼父母雙亡，由堂姊供養，上了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不料在臨近畢業前一年，堂姊離世而去，他從此孑然一身，形單影只。畢業后的六年，在時代的鼓動下， “風萍浪跡，跑過中國底大部分的疆土”。他到過漢口，又到過廣州，領略過光明之地的亢奮。近三年來都住在北京， “因他喜歡駱駝底昂然顧盼的姿態，聽冬天尖厲的北方底怒號的風聲，所以在北京算住的最久”。終因道路的坎坷，他感到厭倦了，于是應老同學陶慕侃之約南下來到芙蓉鎮教書。他熱切地企盼著在這塊“世外桃源”尋得些清新和安靜，借以休憩和撫慰自己那顆困頓孤寂的靈魂。剛到芙蓉鎮，他對學校是“滿意”的，對自己的工作以及學生們，也是滿意的，希望從此可以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有益于“未來”的事情。命運似乎對肖澗秋竭盡作弄之能事，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在芙蓉鎮的兩個月經受的是另一番抑郁不已的苦楚。

在去芙蓉鎮的船上，肖澗秋碰到處于困境中的年輕寡婦文嫂，亡夫竟是他師范學校的同學，后來參加廣東革命軍，在北伐打惠州時犧牲了，這使得肖澗秋精神相當不安;校長陶慕侃為了給他洗塵，接到家里吃晚飯，遇見了熱情的姑娘陶嵐，一見傾心，又攪動了他的心扉。到芙蓉鎮的第一天，他就接觸到兩種模型不同女性感情的飛沫，作品劈面就將它的主人公推進感情的漩渦。肖澗秋在芙蓉鎮的生活實際上主要是借著這兩類感情的飛沫展示出來的，他一人緊緊地與兩個悲劇性的故事糾纏在一起。這里顯示著作家的結構技巧，魯迅譽之為“工妙”。

文嫂一家貧病交加、生活難以為繼的悲慘遭遇，引起肖澗秋的強烈同情，從物質到精神上給她以真誠的幫助和救濟。但他的行為卻為那個“交頭接耳的社會”所不容：“開始是那班鄰里的大人們私私議論，——驚駭挾譏笑的，繼之，有幾位婦人竟來到寡婦底前面，問長問短……最后，謠言飛到一班頑童底耳朵里，而那班頑童公然對采蓮(文嫂女)罵起來。”面對著這腐朽、庸俗、充滿著惡勢力的芙蓉鎮，肖澗秋原來的態度倒是“笑罵由人笑罵，我行我素而已”。“他快樂地跑到西村”，繼續出入于寡婦之門，接濟文嫂，接采蓮上學。文嫂是感激肖澗秋的，盡管街頭巷尾的惡言毒語如箭飛來，她將一切希望寄托在男孩子阿寶身上，以期日后由男孩來報答肖澗秋的恩德。誰知阿寶竟死了，文嫂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于是走上了自殺的道路。肖澗秋本來似乎頗為勇敢坦白的精神也因此而轟毀。文嫂的自殺宣告了肖澗秋人道主義思想的徹底失敗。在他的那個時代，同情和拯救社會弱者，而且以此作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標必然不會有像樣的結果的。

肖澗秋是一個軟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的軟弱不僅表現在對文嫂的救助中，而且也表現在與陶嵐的愛情糾葛中。他在與陶嵐相識后，“被一位天真可愛而又極端美麗的姑娘，用愛絲來繞住”了。陶嵐是一位美麗、熱情、坦率的姑娘，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她反對舊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她希望沖出芙蓉鎮這個狹小的籠子，強烈要求過自由的生活。肖澗秋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對理想的追求給她帶來了希望，她把肖澗秋當作自己的精神寄托之所。因此，陶嵐在給肖的信中說： “決計一世不嫁——一世不嫁——陪著你，伴著你，我服侍你，以你獻身給世的精神，我決愿做你一個助手。”當陶嵐要肖澗秋把他的將來、家庭告訴她，把愛情之花雙手捧給她的時候，肖澗秋的心激烈地跳動起來，似乎幸福擠進了他的心。但是，他同時又是矛盾的，在他看來，“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家，家庭幸福是不愿得了” 他讀著陶嵐熱情如火的情書，“微笑了一笑，又冥想了一冥想”，萬般的無奈涌上心頭。面對情敵錢正興的攻擊和恫嚇，他更是猶豫了。看到匿名的打油詩后，委屈和憤慨之余，他“立刻臉轉蒼白，全身震動”，苦笑著對陶嵐說： “我恐怕在這里住不長久了。”幾乎同對待文嫂一樣，他最終也退卻了。肖澗秋在愛情上也和政治上一樣處在“彷徨中路”的困境，這是其最主要的根源。

肖澗秋是一個游離于實際生活中心的時代落伍者。他雖然憤世疾俗，孤芳自賞，對窮人有同情心，對人事有正義感，但他所奉行的個人奮斗和人道主義，最后使他依然感受著一己的凄愴。他既不同于茅盾筆下的那些投身革命的“弄潮兒”，也不同于郁達夫作品中的消極退隱的“零余者”。魯迅曾極為中肯地概括過：“濁浪在排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肖君，便正落在這境遇里。他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并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二月》整篇的基調迷離凄清，作家仿佛用著類乎為友人傷逝的情思在寫他的人物，郁勃的人道精神的回旋為人物復雜的心理活動和人物間微妙的關系增添了別致的傷感。作家的手法是寫實的，作家多少狹小的傾向在人物和他活動的空間中流瀉得相當清暢、憂婉。作家同時也是寫景的高手，在他的畫幅中隱含著人物的心理動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