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驩是晚明戲劇家孫仁孺所作諷刺喜劇《東郭記》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這部根據《孟子》中“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所改編的傳奇中，作者借古喻今，塑造了王驩這一勢利小人的典型形象，辛辣地嘲諷了晚明病態社會中那些廉恥道喪的衣冠禽獸們的種種丑惡行徑。

劇中的王驩與“本是臨淄一酒徒”的齊人，及“稷下贅婿”、 “滑稽多智”的淳于髡同氣相投，為貧賤之交。干的是“浪游街市，狂走塵埃”、 “傍門依戶”、 “乞食吹竽”的營生，過的是“跨下無完袴”、肚中常饑渴， “一貧如洗、日不聊生”的生活。一日他在聚首時說： “當今之日，賄賂公行，廉恥道盡。我輩用其長技，取富貴如拾芥耳。焉能郁郁久居此乎?”于是決定分袂前去，各求利達。臨別， “大兄”齊人又教以“吾聞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唯去西山之面皮，乃有東陵之氣焰”。二人心領神會，深以為然。后來淳于髡與王驩又在稷下不期而遇，聽惠施、公孫龍及門弟子尹士及公行子、東郭氏等高談闊論，王驩是抱著“試來莊岳、學取些佞”的目的來的。三人談的都是些“堯囚舜偪，何須深病”、 “似這魯國名儒，又主卻癰疽嬖幸”一類“名和利，要得旁行”的理論。聽后，二人感到茅塞頓開。王驩的心得是“講學之后，省得求名覓利，須要不羈。伊尹圣人，尚且割烹媚主，我獨圖啥廉恥乎?”可以說齊人長兄的教誨和稷下之士的雄辯高談是王驩今后一系列行動的思想基礎，而民間藝人綿駒教他唱的那首描畫世態的《寄生草》，亦使他深受啟發。歌詞為： “第一笑，書生輩，那行藏難掛牙。賤王良慣出奚奴胯，惡逢蒙會反師門下。老馮生喜就趨迎駕。不由其道一穿窬，非吾徒也真堪罵。……第三笑，朝臣輩，又何曾一個佳。諫垣們數月開談怕，相臣們禮幣空酬答，諸曹們供御慚無暇……第四笑，鄉閭輩，更誰將古道夸?……盡鄰家雞鶩偷將臘。”王驩日后的行徑，亦多為這笑罵的內容。

如果說發跡以后的王驩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勢利”，那么， “未為富貴之人，先做飲食之人”的他的生活態度，則可以歸結為“無恥”二字。他干的是偷雞摸狗的勾當： “近來改做穿窬之賊，爬墻挖壁，頗是獲利……前日綿老官唱個‘鄰家雞鶩偷將臘’，我今便試一試。”被人贓俱獲之后，竟然說： “你這鄰舍家，便請我只雞兒，也不為多。”他的悔過表現為： “每常日取一只，以后月取一只便了。”并振振有辭地辯解道： “不須相謗，論攘雞比竊國田常，只緣咱盜小無名，還則是贓多受賞。俺權依卿講，但一月一雞充腸，也堪廉獎。”雖是無恥之尤，卻也有部分實情。

王驩的生活目的在于求富貴利達。他是深諳做官門徑的。待“既作乞人，還為盜賊，囊中積有百金”時，他覺得已具備了往上爬的資本了。又打聽到朝中“位居上僚，職司取士”的田戴是個好財愛得之人，便以錢鋪路，冀致青云。果然一拍即合，十分靈驗。由田戴舉薦，得拜官爵。

王驩的勢利集中表現在他對淳于髡與齊人的不同態度，以及對待齊人的戲劇性變化上。當淳于髡為國君所重，官位顯赫時，他就主動巴結，目的在于“凡事長兄青目”。似乎十分念舊。但當他祭祖時碰到間乞食的齊人時，則是另一樣嘴臉了。清秋節他與田戴一起去東郭祭祀祖宗，完事后，兩人即猜拳行令，共享祭余。這時，一個花子向他們討酒肉吃，并對王驩說：“你這大人模樣，我有些認得你。”王很干脆地回答說： “你認得我，我卻不認得汝。俺富貴的人，便親知故舊，哪一個看他在眼睛里。”真可謂“一闊臉就變”。他真的不認識這個花子就是“大兄”齊人了么?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非唯不相認，還加以凌辱，喝令家人“推他開去”。對待“貧賤之交”的一熱一冷之間，充分暴露了他的那雙勢利眼。

除了卑鄙無恥、十分勢利之外，陰險歹毒也是其性格特點之一。后來，當齊人經淳于髡薦舉，也做了官時，他立刻感到齊人對他是個很大的威脅。這時的王驩因為能“百方媚主，當今極為寵幸”已官拜右師。 “權柄獨竊，富貴莫倫，舉朝皆吾門下。”他想，齊人“機謀蓋世，若一見用，必奪我權”。再加上兩人為爭國中“頗是要利之捷徑，集膻之總途”的“壟斷”，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和沖突，而齊人捷足先登，已據要津。為除掉這個潛在的政敵和利益的有力爭奪者，王驩借題發揮，必欲置齊人于死地而后快。恰巧這時燕國發生了君王讓國于陪臣的混亂，齊王要乘機伐燕以圖擴張，要王驩薦舉領軍將帥。王驩認為可借燕人之手，除掉這個心腹之患。就竭力推舉“只可統領花子沿門乞食，怎做得將軍去伐人國”的齊人作為主將，只是由于淳于髡識破其陰謀，搶先一步保薦章子，而獲應允。但由于王驩、田戴的聯合舉薦，齊人還是做了副帥。沒想到章子、齊人竟大獲全勝，平燕返齊，齊王甚為褒寵，拜為亞卿，不久又升上大夫。這時的王驩又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主動登門負荊請罪： “牽羊獻豕，從前光景休深懥，交情今日仍篤鷙。吾儕勢利自如斯，任諸君笑之。”齊人也捐棄前嫌，重敘兄弟之歡。王驩又在槐亭宴請齊人。特別是在齊人壽誕時，王驩與田戴又“兩人同附鳳，要來共拜堂中，趨顯者，效華封”。其間，王驩見到齊人之子年甫十歲，即云： “我家小女，也有十歲了，如大兄不棄，即以侄女配為媳婦何如?”趨炎附勢，不擇手段，由此可見一斑。

以勢利為其主要性格特點，附之以卑鄙無恥、陰險毒辣的王驩是時代的產物，從他身上，可以映照出孫仁孺所生活的晚明社會的狀況。啟、禎以后的吏治已達到潰爛不堪的程度，官吏貪贓枉法，習以為常。少受賄賂的，便是受萬民傘的廉吏。朝中簪紱厚結貂珰，衣冠等于妾婦，士大夫幾不知廉恥為何物。這些黑暗現象，在王驩這個人物身上都有反映。譬如他信奉“只要銀子多，就有美缺”。他自己投機鉆營當了官，又反過來廣收賄賂，一些想做官、升官的也一時趨之若鶩，獻媚取寵，種種不堪。如朝中下大夫陳賈、中大夫景丑之流，因王驩居位權要，求其青目，即帶著禮幣去參謁，只因王驩說了句： “陳郎少年、美如冠玉，若作婦人，不知得人多少愛也。”陳便答道：“即明公過愛，便當改作紅妝，以侑明公之酒。”于是就在席上真的涂脂抹粉、希寵邀憐起來。而同來的景丑感到自己被冷淡了，憤慨于“難道他會做婦人，我不會做婦人么?”無奈年老有胡須，只好忍痛拔去，也扮著婦人以湊趣。真是“兩個大老先生，忽然妾婦其行”。從田戴，到王驩，再到陳、景之屬，無恥之徒，代有其人，社會的黑暗和吏治的腐敗何日是了。

王驩這個勢利形象的認識作用和諷刺意義，即使在今天，也還有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