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義德，是周而復的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中的主要人物。《上海的早晨》一共四部，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第一、第二部中，徐義德形象已留給我們大體完整的印象了。

徐義德是滬江紗廠的總經理，在民族資本家中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一方面它剝削工人階級，甚至為了爭取利潤從事非法活動，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另一方面又接受“共同綱領”、擁護憲法、愿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由于作家當時的創作環境，在具體的民族資本家徐義德身上集中體現的則是前者。小說通過對徐義德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上海“三反”“五反”運動前夕以及運動中的生動表演，比較深刻地揭示了他陰險狡詐、圓滑老練、遠謀深算的性格特點。

徐義德在解放前就曾利用鈔票貶值來殘酷剝削工人，曾采用緩兵之計來對付工人的罷工運動。他老奸巨滑，是上海灘有名的“鐵算盤”。人民解放軍剛一渡江，他就估計到上海遲早不保，因此就運走六千錠子到香港，建立新廠;同時又趕緊把棉紗外運，換成外幣，存在香港匯豐銀行里;在紐約的銀行里也有他的存款;他還把兒子送到香港補習英文，準備再送到英國或美國去讀書。他把帝國主義當靠山，把香港、紐約作退路，真可謂“狡兔三窟”。為對付黨和政府，徐義德設下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上海，第二道防線香港，最后防線是紐約”。他認為“共產黨和我們資本家是死對頭，他們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不會讓我們討什么便宜的”。同時他自作聰明， “料想中國的局面不久就要改變，……共產黨將來自身難保”，因此解放后，徐義德始終沒有停止過非法活動，他千方百計讓自己的走狗工人陶阿毛混進工會，為他通風報信;他收買稅局駐廠干部方宇，從而竊得稅務情報，牟取暴利;在給花紗布公司代紡的棉紗里，他又摻入黃花衣，非法牟利;在“星二聚餐會”里，他更是出謀劃策，主動提出統配統銷的意見，為難政府;他暗里訂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表面煞有介事，一再玩弄假坦白的把戲，妄圖蒙混過關。他還召開家庭會議，隱藏私產;在工人中收買工賊、挑撥離間;對政府干部則引誘拉攏;當“五反”檢查隊下廠后，他還是耍兩面手法。嘴上講得好聽，心里卻準備繼續頑抗，甚至用停伙停工的辦法，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企圖以此使檢查隊下不來。然而， “五反”運動勢不可擋，在工作隊充分發動職工的基礎上，工人群眾提供了大量徐義德的“五毒”線索。韓云程工程師在工作隊的幫助下幡然悔悟，揭露了徐義德許多見不得人的“五毒”勾當，從而將徐義德這個堡壘打開了無法堵塞的缺口，再加上馬慕韓的現身說法、職工大會的堅決斗爭以及家屬親友的規勸，徐義德感覺到自己除了坦白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而且，他看到坦白交代以后也并沒有殺頭、坐牢的危險，因此，他才無可奈何地勉強低頭認了罪。

對于徐義德，作家不但寫出了他作為資產階級一員的階級本性，而且還刻劃了他不同于別的資本家的獨特的個性。徐義德不同于光棍朱延年，也不同于膽小怕事的潘信誠，更不同于年輕的馬慕韓，他是個經濟實力雄厚的老奸巨猾的資本家。作家正是緊緊抓住他的性格特點展開人物描寫的。徐義德設置三道防線、召開家庭會議等是寫他的遠謀深算;收買工賊、拉攏腐蝕政府干部、偷換原棉，以次充好，以及在“五反”運動中，當他的“五毒”行為被揭露時的嫁禍于人等是表現他的陰險狠毒、狡猾奸詐;而他對付“五反”工作隊的一系列生動表演則充分揭示了他的圓滑老練詭計多端的性格特點。作家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比較成功地揭示了不法資本家徐義德的性格。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在徐義德獨特的性格中又十分明顯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反動階級本質。

在塑造、刻劃徐義德形象時，作家在藝術上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此很有特色。首先是作家善于采用心理描寫的手法展示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精神世界。比如，當他見到報上刊載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將四名阻礙“三反”運動的黨員干部撤職、開除黨籍的新聞時，小說描寫他先是“貪婪地看著，恨不得一口把整個新聞都吞下去”。繼而“若有所失地坐在沙發上”，兩眼“發楞”。接著他又想“自己還能在這間房子坐多少時候”。隨后，他“把桌上的報紙翻過來又看了一下，仿佛不信任剛才的消息，現在再來證實一下”。他后悔當初怎么就沒有離開上海。這就很有層次地寫出了不法資本家徐義德做賊心虛的心理狀態。

其次，作家還通過許多精彩的細節描寫來刻劃人物的性格。原來，徐義德對衣著、儀表是十分講究的，總是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但在“五反”運動中，他卻老是穿著“深灰咔嘰布的人民裝”，一頂布帽子幾乎壓到眉毛上， “遠遠望去，他的圓圓的臉上只有鼻子和嘴”。而且出門也不坐小車，而去擠公共汽車。更精彩的自然是那“一碗陽春面”的細節描寫。徐義德事先叫人給他送來一碗陽春面，是為了對付停伙停工一事前來交涉的工會同志的。他一邊吃一邊說： “一個錢逼死英雄漢。沒有錢也實在沒有辦法，老實講，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吃過陽春面，……可是沒有錢，我今天也不得不端起這碗陽春面了。”通過這碗陽春面，徐義德要告訴大家，我停伙停工實在出于無奈。你看，我大老板也只得吃陽春面了。言下之意是，人民政府也逼得我太厲害了。作家采用這些生動的細節深刻揭示了徐義德工于心計、陰險狡猾的性格特點。

再次，作家還善于通過人物間的對比，來突出人物的性格。小說寫第一次星二聚餐，煙草公司老板唐仲笙，將自己廠出品的仙鶴牌香煙敬客。朱延年吸了一口，還沒有辨別出煙的味道，就連忙贊揚說： “這個煙真不錯，你不講仙鶴牌，我還以為是白錫包呢。”而徐義德只“勉強抽了一口就放下了”，覺得這煙味道太刺激，一點不醇，比他抽的三五牌差遠了。在對待同一件事情上，兩個人的態度很不一樣。因為朱延年在工商界地位不高，而且還剛剛加入“星二聚餐會”，因此他就亂捧別人，有明顯的討好的意思。而徐義德則不同，他是個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用不著亂捧別人。但他明知這煙味道不醇卻又不置一詞，因為他不愿得罪于人。這個說話最講究分寸的人覺得在這里不開口、不作聲才是最合適的。

作家通過多種手法多側面地刻劃徐義德的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生活在社會主義革命初期的鮮活生動的資本家形象。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以資本家作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小說是為數不多的。成功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民主革命時期的三十年代有一部茅盾的《子夜》。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又出現了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因此，徐義德是繼吳蓀甫之后的又一個成功的資本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