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今河北大名)人，本是唐代的一位忠義之士(見《新唐書·忠義列傳》第116《吳保安》)。其事跡長期在民間流傳。至明代，由“說話”藝人編成話本《吳保安棄家贖友》，收入馮夢龍編纂的《古今小說》第八卷。吳保安是這篇小說中的主人公。

吳保安本在東川(今四川三臺)為遂州方義尉，任期將滿，因擔心自己的前途，向同鄉人郭仲翔寫信，求其薦舉。這在世人看來，似乎太突兀了。因他與郭仲翔“從未識面”，只是從傳聞中“知其為人義氣深重，肯扶持濟拔人的”。郭仲翔接信后，頗為吳保安對己的信任而感動，認為是“大丈夫遇知己”，征得主將李蒙的同意，提任他為掌記(即管理文牘的官，相當于書記之類)。沒想到次日李蒙全軍覆沒，郭仲翔也被擄至異地，南蠻頭目烏羅準其用素絹千匹贖之。危難之際，郭仲翔想到了吳保安，讓他持信找伯父郭元振，湊集千匹絹資，早來取贖，以跳出苦海。吳保安見信后， “好生凄涼”，深為郭仲翔的不幸而焦急。他立即“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在解糧官處，囑他覷便寄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發”。孰料，郭元振已于一月前死去，連家小都扶柩而回，吳保安撲了個空， “大失所望”。

吳保安和郭仲翔素昧平生，只是得到了他的薦舉，況且還沒能上任，他三千里風塵，來回奔波， “徑不回家”，照理說，也對得住郭仲翔的這一點恩德了。但是，吳保安視友誼比生命還重要。他回到家里“放聲大哭”，妻子追問其故，吳保安一一陳明郭仲翔身陷囹圄，度日如年之苦，說： “吾向者偶寄尺書，即蒙郭君垂情薦拔;今彼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然而，他的家境十分貧寒，傾其家產，只有二百匹絹資。為籌措贖金，吳保安外出經商，日里夜里只是想著“郭仲翔”三字， “朝馳暮走，東趨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礪。雖一錢一粟，不敢妄費，都積來為買絹之用”，整整十年，始終如一，才剛好湊得七百匹絹。

小說在展現吳保安經商籌資的同時，突出描寫了他棄家贖友的美好品德。十年來，吳保安盡心于經商，和家庭“不通音訊”。妻兒淪為乞丐，歷盡生活的種種磨難。由于新任姚州都督楊安居的收留，他們才算有個棲身之地。當楊安居尋覓到吳保安，贈與四百匹絹，并告訴他妻兒“遠來相覓，現在驛舍，足下且往，暫敘十年之別”時，他卻說： “我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后與妻孥相見， 未為晚也。”置近在咫尺的妻兒于不顧，帶著籌惜到的一千一百匹絹，騎馬徑往南蠻贖友。是吳保安不愛妻兒嗎?非也。吳保安并非一個薄情之人。他在決定傾家贖友時，特地回家和妻子商量，而妻子也毫無怨言。吳妻在凄涼中度日時，對丈夫的行為也甚是理解，獨自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只是在吳保安離家十年，“衣單食缺，萬難存濟”之時，才親往姚州尋夫。從小說的這些藝術描寫中，可見吳保安夫婦的感情十分真摯。但是，這種真摯的感情和以性命相托的朋友情誼相比，在吳保安看來，顯然后者的份量要遠勝于前者。小說正是在“棄家”與“贖友”的強烈對比中，凸現了吳保安忠義過人的鮮明性格。當吳安保費盡周折，從南蠻人手中接郭仲翔歸來時，他“如見親骨肉一般”，“未暇敘話，各睜眼看了看，抱頭而哭，皆疑以為夢中相逢也”。本來素昧平生的兩人，終于結成了生死之交。小說結尾描寫郭仲翔在吳保安夫婦死后，不遠千里，負骨遷葬，又將吳家留下的孤兒養育成人。為表彰吳保安“經營端，撇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饑寒，拔臣于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的功德，他上疏朝廷， “人追慕共事，為立雙義祠”。正如回前詩所說： “至今史傳高其人”。小說中的吳保安，是一個感人至深的忠義之士的藝術形象。

封建社會中的小商人，社會地位低下，經濟地位也不穩定，在從事商業活動中，經常東漂西泊，寄人籬下，受到統治階級的欺凌壓迫和各種外來力量(包括天災人禍)的干擾，生活很不安定，所以渴望著能得到真摯的情誼和俠義行為的庇護，想依憑相互間的幫助來改善他們困厄的處境。作者借助吳保安這一藝術形象，提出了社會交往中“結交須結心”的人際關系準則。在吳保安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真義氣”，固然打上了儒家倡導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烙印。但它頌揚的那種一諾干金，肝膽相照，講求信義，赤誠幫助，追求生死與共的患難之交的品德，在處理人們的相互關系中，是十分需要的，它正是當時市民階層的生活愿望的真實反映。在今天，也得到了人們的肯定和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