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小姐是元著名悲劇《琵琶記》中的重要角色。

牛小姐是漢朝丞相牛府的豪門閨秀，儀容嬌媚、美貌娉婷、體態幽閑;雅淡梳妝、討厭繁華氣象、責怪聽笙歌聲韻;知書達理、貪習女工;愛清幽香閨，不道春去如何;縱有千斛悶懷、百種春愁，也難上眉頭。看來簡直完美無缺，這無疑是作者人為的夸張、過分的美化。

牛小姐在趙五娘、蔡伯喈的兩月夫妻而分離的悲劇中，扮演了由其父強就鸞鳳、因而與蔡伯喈婚配的角色，而她似乎又是個通情達理、毫無妒忌、卻能排難解憂、成人之美的“賢婦”。

牛小姐自幼生活在庭園重重、福地洞天的牛府香閨中，對父親的家教嚴訓馴順而神會，奉“婦人之德，不出閨門”的封建禮教為神明。她不但自己“羞睹游絲與飛絮”、 “任取春光自來去”，而且接過封建禮法的衣缽，心摹手追，不準她手下的丫頭們見男兒“抬頭看一看”，儼然是一個與世隔絕、囿于封建禮法、毫無感情色彩、宛如泥塑木雕的千金小姐。

牛小姐雖是個“百種春愁，也難上眉頭”的泥美人，但隨著春光的消逝，最終總要許配，何況父親已在強就鸞鳳，非要把她許配給有婦之夫、新科狀元蔡伯喈不可。她對父親恃勢強婚頗有不滿，雖尚不知伯喈已有妻室，然而得知伯喈不肯從命，表示“俺這里也索罷了”，認為“滿皇都，少什么公侯子，何須去嫁狀元”，埋怨、責怪父親何必對伯喈“苦不放過”，責怪父親把她這嫦娥“強與少年”，將來“便做了夫妻，到底也不和順”。她盡管有這種想法，但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禮法，不敢向父親直言，只得求老姥姥轉求父親。她內心憂慮、矛盾的狀態，多少也流露出這個泥美人的心理活動。 “婚姻雖在天，若非人意，到底埋怨”，意味深長道出了她的心里話，這人為強迫成就的婚姻豈能合人心意!

牛小姐在雖不可能知曉重婚的伯喈內心充滿著“新人笑語喧，不知我舊人哭”的矛盾和憂愁，但她從宮商錯亂的琴聲中覺察到他的意慵心懶，從他自稱“只彈得舊弦慣，這是新弦，俺彈不慣”、 “我心里豈不想那舊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的雙關語中，發覺他“心不在焉”，因而力圖解開他所憂之謎。她似乎并非嫉妒蔡伯喈有什么“年少妻室”，而是本著善良之意，替他排難解憂、成全其美。她對伯喈說： “我若不解勸，你又只管憂悶”、 “夫妻何事苦相防?莫把閑愁積寸腸。難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伯喈見牛小姐體貼入微，就向她訴說： “娶妻兩月，別親數年”的真相。按照常理，身為堂堂丞相府千金小姐，婚配條件雖非狀元不可，也總得兼備文章、官職、福分，伯喈是有婦之夫，這福分又從何而來，何況堂堂小姐竟然成了他人之妾、二房妻，豈不被人譏笑，給她留下終生之恥辱!當她得知伯喈家有妻室的真情，不但無絲毫忿恨、責怨之情，反而出人意料之外地處處為伯喈著想，進而要伯喈和她同去向父親請求準許同返故里探親;又向伯喈說明其父“身為太師，風化所關，觀瞻在望，終不然恁的不顧仁義”。不但如此，她甚至在諫父時引經據典力駁父親，一再表明她已是伯喈父母的“親生兒子親媳婦”， “未聞婦道而不拜舅姑”，終于使父親恍然大悟;她還向伯喈當面表白自身的罪過，為伯喈開脫罪責。當她得知進入牛府尋夫的道姑原來是伯喈結發之妻趙五娘時，不僅使其與伯喈團圓，而且自己甘居為妾，并稱五娘為“姐姐”。與此同時，她對五娘歷經千辛萬苦，深為敬佩，而對蔡公蔡婆之死又極為悲痛，因而要伯喈“急上辭官表，共行孝道”，終于一夫二妻同歸陳留守孝服，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大慈大悲心腸。

牛小姐雖出身豪門權貴，但由于身居丞相府這一特殊地位，加之牛太師極其嚴格的封建教規和門第觀念，使她對于人世間悲歡離合，并無切身體會，更何況她又是個不動感情的泥塑木雕的美人，何以在趙五娘、蔡伯喈夫妻悲劇中、在她與伯喈婚配中表現得如此“善良”、如此“體貼”、如此“憐憫”、如此“達理”?其性格的發展，缺乏生活的邏輯依據，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究其緣由，無疑是作者主觀創作動機使然，即“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因此要塑造出“夫孝共妻賢”的典型形象。為了使牛小姐也成為“賢妻”，對于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的描繪勢必要符合“賢婦”的要求，并于最后也在圣旨的旌獎中使她得到“善諫其父，克相其夫。罔懷嫉妒之心，實有遜讓之美。曰孝曰義，可謂兼全”的美名。其實她這所謂“賢妻”，是絕不可和趙五娘相提并論的。作者塑造牛小姐這個“賢婦”形象， 旨在宣揚封建倫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