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丞相是元著名悲劇《琵琶記》中的重要角色。

在漢朝洛陽京城中，他身居高官，權勢顯赫，富貴重門，有所謂“勢壓中朝，資傾上苑……門外車輪流水，城中甲第連天，瓊樓酧月十二層，綿帳藏春五十里，香散綺羅，寫不盡園林景致”之稱;在臣忠、子孝、妻賢和重男輕女、三從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禮教的社會中，他是理所當然的封建禮教代表，道貌岸然的衛道士。他嚴酷冷漠、 固執虛偽，重名利、教化，嚴于封建禮教。

作為一國的宰相，牛丞相深知治國之道： “古人云：欲治其國，先濟其家。”治國必先治家，生活在牛府中的人都必須以這不可逾越的禮法規矩準繩：且不說牛小姐，就連那自幼進入牛府的小丫頭，服侍到老，都“不曾得一日眉頭舒展”;至于這千金小姐，她自當繼承牛丞相的衣缽，同樣規圓矩方，不允許丫頭們對男兒“抬頭看一看”。牛丞相對身邊唯一的千金小姐，以所謂“婦人之德，不出閨門”、 “習女工”作為家教嚴訓，使她成為“賢婦”，所以他擇婿的要求必須是門當戶對的“讀書君子”，而非“膏粱子弟”。膏粱子弟雖有錢財，卻多花花公子，豈不易被他們帶壞，使她難成“賢婦”。

牛丞相“勢壓朝班，威傾京國”，大有“轉天回日”之本領，誰若得罪他，那就休想逃脫懲罰。 “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并非丞相狂言，它令人聽了喪膽銷魂。正是由于他權勢顯赫，選個女婿根本就不必費力，若是仗勢強婚也不足為奇。他明知新科狀元蔡伯喈有“年少之妻房”，卻欲許配其女，此時此刻，他就顧不得什么封建禮教、仁義道德了;他明知伯喈借口探親而上表辭官，本意在于拒婚，卻搶先奏表皇上不準辭官;他明知女兒也怨他“強索全不顧人議，背飛鳥硬求來諧比翼”，卻“苦不放過”。牛小姐許配伯喈由一國之主皇帝做主婚人，這圣旨難違固然不錯，但牛丞相不容伯喈上表、辭官、拒婚，而且如其女兒所說，這“滿皇都，少什么公侯子，何須去嫁狀元”?他卻偏要選定這有婦之夫蔡伯喈!其恃勢強婚的丑惡形象，已勾畫得淋漓盡致。

牛丞相為維護其豪門權貴的地位，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實際上他則背棄禮教、不顧仁義道德，虛偽而無情。他早已從媒婆稟報中得知伯喈有妻室，卻裝模做樣說什么“他自從到此，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不知為著什么”;紙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終究會在牛小姐面前大白，當她告訴父親，伯喈已“娶妻六十日……別親三五年，竟無消息，溫情之禮既缺，伉儷之情何堪”，她欲與伯喈同歸陳留以盡子、婦之道時，牛丞相原形畢露，冷酷無情地阻止道： “汝是香閨艷質，何必顧此糟糠婦，焉能事此田舍翁!”在他心目中，貴賤界線分明，世上唯牛為貴，決不能允許牛府的堂堂千金小姐與“貧賤”的糟糠之婦平起平坐，所以盡管牛小姐已意識到強婚有婦之夫的過失、意識到自身日后將被人議論，因而勸諫老牛“坐理朝綱。豈可斷他人父子之恩，絕他人夫婦之義?……俾孩兒有違夫之命，不事舅姑之罪”，牛丞相還是要訓斥為“胡說”。他的嚴酷冷漠，至此刻畫得維妙維肖。

可劇情發展到后來，牛丞相由嚴酷冷漠一變而為大發善心。這一百八十度的突然變化，使趙五娘、蔡伯喈夫妻分離的悲劇突然出人意料地轉為喜劇。當他怒斥其女“胡說”之后，卻又仿佛如夢初醒，翻然悔悟，深感牛小姐勸諫之言為“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昨日女孩兒要和伯喈歸去同事雙親，自家不肯放他回去……如今尋思起來，他的言語，句句有理，節節堪聽”，進而他又被趙五娘孝行所感動，促成蔡伯喈攜二妻守服，奏章圣上予以旌獎，于是這牛丞相也官贈十六勛，其亡妻贈為天水郡夫人。

牛丞相思想的突然轉變，并不符合生活的邏輯。他在《琵琶記》中代表著豪門權貴，恃勢強婚，造成趙五娘、蔡伯喈的婚姻悲劇，在客觀上反映了封建權貴和被壓迫人民之間的矛盾、富貴與貧寒之間的懸殊和廣大婦女的痛苦。而他的思想突變，實為作者的創作意圖使然，作品第一出《副末開場》中“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即為創作宗旨，故為了宣揚“子孝共妻賢”的封建思想，他也必然要使其女牛小姐同樣成為“賢妻”，以符合創作意圖。然而這并不能掩蓋牛丞相作為封建衛道士的本來面目。